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亲自兼总司令,张代行总司令职务。
总部设在西安。
蒋介石还下令杨虎城将军的17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
张学良把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部署在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决心一举消灭装备极差的陕北红军。
但事与愿违,崂山一战,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被击毙;榆林桥之战,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紧密配合,在直罗镇一举歼灭了109师,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战,106师又折去一个团。
短短3个月,东北军就损失了3师之众,气得这位少帅捶胸顿足。
更使他伤心和不满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剿共”行为不但不奖励,反大骂他损兵折将,剿共无能,不但不给他补充武器弹药,反而取消了他两个师的编制。
张学良的“剿共”失利,引起他的部将,尤其是那些少壮派如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红军是主张抗日的,与红军作战,不但消灭不了红军,达不到抗日的目的,反而会葬送了东北军。
他们还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让东北军这个全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去“剿共”,其目的一是消灭红军,二是红军消灭不了,也会削弱东北军,有利于他的统治。
所以决心向张学良陈述“联共抗日”问题。
这些少壮派中,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
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后留学美国,任总部秘书。
苗剑秋为留日学生,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
他们经常出入少帅府,与张学良做深入的思想交谈。
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
在这些少壮派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十分矛盾,心情也很苦闷。
他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抗日思想,一方面又忠蒋反共,所以左右为难,找不到出路。
正在这时,红军以毛泽东主席领衔并有20名红军将领署名的《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发出,使张学良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受到很大震动,产生了用和平方法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的想法。
也正在这时,张学良突然收到王以哲军长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内称:“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乘他的波音号座机飞抵洛川。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2)
高福源是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红军不但未虐待、枪毙他,还给他医伤,发给他一套新棉衣,吃的饭也比红军战士的好,后来行动也比较自由。
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也听到许多红军在长征中的故事。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经常跟他谈心,向他讲述团结抗日的道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次,他提出要见红军负责同志。
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见了他。
他向李克农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红军的敬佩,并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他说:“不知红军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走。”
李克农当即表示可以放他回去,但担心他回去后有危险。
高福源态度非常坚决,并说他是有把握的。
于是党中央同意高福源回去。
行前,李克农亲自送他,并嘱咐他,回去后先以个人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张学良飞到洛川后,为了考验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看看他的胆识,与王以哲军长商量后,决定先给高一个下马威,所以接见时态度十分严肃。
当高福源向他行军礼报告后,他拍桌大骂:“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
说着就把手枪拔出来。
王以哲赶快上去拦住说:“副总司令,你让他把话说完再枪毙也不迟。”
高福源见张学良这样待他,索性把心一横,将要说的话和盘托出。
他的话有情有理,尤其讲到抗日问题时,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张学良本来就是做戏,听完高福源的话,也不由掉下了眼泪,赶快拉着高福源坐下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也很对。
我刚才是想试试你的真情和胆量。
现在我们坐下慢慢谈。“
这一天,他们三人整整谈了一夜。
张学良非常高兴,让高福源休息一两天立即回去,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谈判。
高福源于1月16日回到陕北苏区,向李克农报告了经过。
李克农还带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5日抵达洛川。
王以哲军长立即用密电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回电说他因事去南京,让王以哲好好招待,先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
王以哲遂先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局部合作问题,并达成四条口头协定:第一,为巩固东北军与西北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第二,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第三,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东北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第四,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这次初谈达成的停战协定,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第二天便急匆匆飞到洛川。
他完全同意王军长与李克农达成的口头协定,并风趣地对王军长和赵镇藩参谋长说:“我是整销,可不是零售啊。”
张学良在李克农住的小屋里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谈。
会谈间,宾主都很随便。
张学良十分坦率,谈笑风生。
李克农机智幽默,辞意恳切。
会谈主要讨论抗日问题。
张学良提出:“蒋介石力量最强,为什么共产党不联蒋抗日而主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日强我弱,抗日应该怎么个抗法?”等等。
李克农向张学良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说服张学良。
最后,张学良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间推出一位,再进行一次会谈,地点在延安城,时间由中共定。
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予以掩护。
张学良为了更直接、更好地与中共接触,以推进“剿共”名义,报请蒋介石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共前进指挥所”,并说他要到前方亲自督战,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
4月8日,周恩来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延安。
4月9日双方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即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
会谈开始后,张学良便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向周恩来请教。
他说:“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法西斯的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
共产主义路线我没有去过苏联,不太了解。
但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是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又无外患。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3)
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不适用。
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只能拥护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
我现在对这条路能否走通也发生了怀疑,请周恩来先生讲讲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坦诚,非常高兴,便诚恳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摧残人民群众,它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的民主也抛弃了。
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
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
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
周恩来还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大众,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抗日的信心,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的分析,非常赞同,但又说:“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热烈赞成。
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
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反蒋抗日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也是行不通的。
这个问题我与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请周先生亲自来谈谈。“
周恩来略作思考后说:“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请你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张学良说:“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把最大的力量抛开了,使抗日更加困难。
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答复。
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这样明确的表示,非常高兴,几个月的思想疙瘩一下子解开了,他充满信心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
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
张学良对周恩来谈的许多问题都很折服。
会谈中,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
张学良对会谈很满意,他私人先拿出两万银元,支持红军抗日,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
从此,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则认为非抗日不能统一。
他认真履行所达成的各项协议,正式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党中央经过认真讨论,认为“逼蒋抗日”实属必要,遂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发出了《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表示“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的目的”。
通电特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憣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张学良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心情很激动,经常自己驾驶飞机往返于西安和洛川之间。
有时作低空飞行,俯视咸阳北原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秦始皇各陵寝,并向部下慨然叹曰:“人生贵有建树,以垂青史。
否则,陵寝工程再壮丽伟大,亦不过只黄土一抔而已!
“
他还登华山题诗,抒发抗日心情,其中两句云:“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
张学良思想转变后,就开始与西北军的领袖杨虎城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是17路军的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
他于1893年11月20日生于陕西蒲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由于生活困难,13岁就开始在一家小饭铺当童工。
15岁时,父亲因仇家陷害,被满清政府在西安绞死。
他上有寡母,下有幼弟,数百里搬尸归葬,情景十分凄惨。
父死后,还要偿还父亲生前和丧葬留下的债务。
为了葬父和生计,他和本村8户农民成立了一个孝义会,后改为“中秋会”,杨虎城自任领袖。
到辛亥革命前夕,“中秋会”已发展到数百人,打富济贫,反抗满清。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4)
1911年10月23日,继武昌之后,陕西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率部分“中秋会”成员与清军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但是推翻清政府,并未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利益。
加之军官腐败,使他非常失望,遂于1913年退伍返乡,孝敬寡母。
此时,蒲城东南乡恶霸李桢出入官府,横行乡里,强占农民妻女和田产,搞得人人恐慌。
1914年麦收后,李桢率领流氓打手到杨的姑母所在村为非作歹。
适逢杨虎城在姑母家,有人便找他商量。
杨虎城毅然率领村民打死了恶霸李桢。
从此,他名声大振,官府也开始缉拿他。
他便拉着“中秋会”部分青年打富抗暴,成为当地有名的“刀客”。
他的武装逐步发展到一个营。
1917年杨虎城率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陕西靖国军,被编为一个支队。
1926年,杨虎城以5000兵力与其十倍以上的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