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看后，很恼火，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是谁要他到日本去的？通知高宗武立即给我回汉口，他的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这时汪精卫感到，劝蒋介石与日方和谈，已毫无希望，只有自己单独干下去。8月下旬，高宗武回到香港后，结核病复发，已不能胜任“和平工作”。随即，汪精卫任命梅思平替代。
梅思平，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是国民党“CC系”的重要干部之一。抗战爆发后，梅思平对抗战胜利失去了希望，曾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高宗武的职务由梅思平接替再好不过。
梅思平上任后，为了报答汪的恩典，尤为卖命。从8月到12月，梅思平先后在香港与松本举行了五次会谈，着重就“日本撤军”、“和平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于梅思平的业绩，汪精卫大为赞赏，指令梅思平为汪的全权代表，同日方继续会谈。
11月12日，梅思平绕道香港到达上海，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举行了预备会议。梅思平在会上大谈卖国论调。11月15日，今井武夫匆匆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汇报了预备会议的内容。日本大本营经过讨论，决定“大力推进日汪会谈”。
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虹口公司不远处，有一幢孤零零的灰色房子，又名“重光堂”，这里原是日本在中国的特务机关所在地。19日，日汪双方在这里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后，梅思平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协议规定：
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
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五、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11月27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接到“密约”，立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他们一连开了七八次会。他们认为“密约”内容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急于要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走。汪精卫是宁当儿皇帝，也不想继续寄蒋介石之篱下。走！与会的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都表示赞同。
12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对日方作了答复：
一、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协议；
二、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10日到达昆明；
10。卖国者（4）
三、中国方面希望近卫首相于12月12日发表声明；
四、在近卫声明中，日方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之必要；
五、汪去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表示下野。
与此同时，日方通知梅思平，日本政府满足这些要求，并决定派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立即动身，前往香港，安排汪精卫离开重庆。
对于日方的快速反应，高宗武十分感激，便力促汪精卫等人尽快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方的行动。
1938年12月18日下午1时，从重庆方向开来的飞机抵达昆明机场。当汪精卫走出机舱时，只见云南省主席龙云率领省府各厅、署、局官员，列队相迎。当晚，汪与龙云进行了交谈，并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龙云。龙云当即表示赞同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并保证送汪去河内。
12月19日，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及副官、随从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可是，当汪精卫等人一走，心有余悸的龙云将汪精卫等人离境的情况，告诉了老蒋。老蒋大为惊讶，急令国民政府对此事严加保密。
12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得到了汪精卫一行到河内的确实消息后，立即上告首相。当晚，近卫首相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他宣称：“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国民政府’同时，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近卫声明发表的第三天，蒋介石大为恐慌，立即通知英美两国，说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言和，并且准备抵抗到底。
12月30日，香港的《南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
《艳电》发表后，舆论大哗。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责问政府，要求解释此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发表通电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他要求蒋介石公布汪精卫的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蒋介石非常被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于1939年1月1日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在汪精卫刚刚进入河内时，适值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河内（为通过越南运送武器问题与法属越南当局交涉）。王宠惠随即劝阻，遭到汪精卫的拒绝。蒋介石特派政府秘书长陈布雷前往，劝其改变主张，同样遭到汪的拒绝。1939年2月，蒋介石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去河内，并带去汪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劝汪出国旅行，放弃与日寇单独媾和的计划，再一次被汪拒绝。于是，蒋介石给军统局下达了秘密处死汪的指令。
1939年3月21日夜，六个黑影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了河内高朗街27号汪的住宅。他们飞步跃入三楼，用利斧劈开了房门冲进了汪的房间，凭着手电光，向着屋内缩成一团的一男一女开枪射击。两人应声倒地，杀手慌忙逃跑。枪声一停，汪宅的人大呼“救命”。经过查询，才知道被击倒的是汪的死党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自己的卧室让予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就这样，曾仲鸣代汪而死，其妻命大，只受了伤。
曾仲鸣虽然是被误杀，但作为汪精卫的追随者和心腹，是罪有应得。他的死，标志着蒋与汪之间的彻底决裂。
河内刺汪案发生后，日本政府急忙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犬养键等人前往河内进行营救。
4月25日夜，汪精卫、陈璧君等十余人在影佐祯昭的帮助下，鬼鬼祟祟地乘上日方“北光丸”号小货轮，离开了越南。5月6日，“北光丸”号静静地驶入了黄浦江。为了安全，汪没有立即上岸。8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离船上岸，乘日军的小轿车，向重光堂驶去。
虽说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就被日军占领，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仍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其通讯、金融、宣传等机构照常运转，其中不乏国民党的特务混入活动。
这些特殊的情况，限制了汪精卫的政治活动。为了保护汪的生命，日方对重光堂做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屋里安上了防弹窗，四周布有铁丝网，宪兵日夜轮流值班。
汪精卫十分精明，他想，要在日军统治区建立政权，非日本政府支持不可。因此，他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诱使汪精卫叛逃只不过是破坏抗战的一种谋略罢了。因而，日方在得到汪的要求后，急忙召开会议，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不得不同意汪精卫的请求。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由上海乘日本海军飞机抵达东京。随后，汪精卫一帮人被秘密安排在东京北郊的一间别墅里。6月6日，日本政府在新任首相平昭骐一郎的主持下，召开了由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会后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不过，这一决定背离了“重光堂会谈”所制定的《日华协议记录》内容，也背离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表明日本政府所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多方参加的傀儡政权而已。
10。卖国者（5）
6月10日，日方平昭首相接见了汪精卫。在谈话中，平昭首相说：“日本政府同意汪先生‘组织新的中央政府’，不过何时成立，应该适应日本在综观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由日本方面决定。另外，新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只好答应。汪精卫与陆相板垣会见时，对国旗上方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表示不能接受。板垣说：“这一点不能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区别于蒋介石的国旗。”对此，汪精卫非常不高兴。
6月28日，汪精卫在影佐祯昭等人的护送下，返回上海。一到上海，汪精卫便开始了公开的“和平活动”。7月9日，他在上海广播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演说，大谈中日友好、反共反人民的谬论。10日，汪又责令恢复出版《中华日报》，以此作为“和平运动”的宣传工具。
8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内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大部分都是由周佛海、梅思平搜罗来的政客、地痞流氓及一些汉奸文人。会议决定，实行主席制，推举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当时，凡参加伪“六大”的人员，都作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开国元勋”。在伪政府成立时，汪对他们一律论“功”行赏，分别委以大小不等的职务。
“六大”之后，汪精卫加紧了建立新政府的工作。在上海，他专门设立机构招兵买马。只要赞同汪主席的观点，都是“同志”，来者不拒。对某些名人及专门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地直接、间接地搜罗与拉拢。其中，自动填表投汪的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政务次长的陈之硕、曾任北洋政府蒙藏院副总裁的易次乾等。
另外，汪精卫还通过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拉拢了一批留在上海的学者专家，如刘星晨、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这批人在汪伪政府成立后，相继担任了重要职务。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九个议案以及“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部主要官员人选等。并相继公布了国民政府人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经过汪精卫集团的百般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在3月30日举行了还都典礼。这天清晨，汪伪汉奸头目一个个衣冠楚楚，分乘着崭新的汽车，驶向新的“国民政府”，汪精卫身穿一套崭新的晨礼服，白净净的脸上失去了往日趾高气扬的神采，显得格外苍老憔悴。他悄然走上主席台，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就职”演说。由日本导演的、在沦陷区存在了5年零4个半月的汪伪政权，从此开场。
11。相煎何太急（1）
武汉战役日方伤亡20多万，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11月3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重新调整了对华方针，并向驻华日军下达了《第二百四十一号命令》：“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并声称：“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这一声明，对蒋介石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英美的调解下，蒋介石急忙响应。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宣称，他将抗战到底，“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在这次会议上，他公开拒绝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提议，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同时决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
对于蒋介石的政策变化，毛泽东主席早有预料。在武汉会战过程中，他就告诫全党，“抗战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的紧急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及敌后战场出现的严重局面，及时作出决定：命罗荣桓政委率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贺龙师长率第120师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以完成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在此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颁布的《第二百四十号命令》，将主力从与国民党作战的正面战场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日军对华北抗月根据地的“扫荡”步骤是，首先肃清平原，尔后转入山地；首先对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然后集中兵力“扫荡”北岳、太行、山东和晋西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10月1日到1939年4月，日军对冀中先后进行了五次“扫荡”。
冀中平原一望千里，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冀中游击战的开展，直接威胁了北平、天津、保定三大据点，所以日军对冀中进攻特别猛烈。
为了粉碎日军“扫荡”，发动平原的游击战争，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的带领下，于1938年12月22日出发，突破日军重重封锁，挺进冀中。1939年1月，当120师抵达冀中时，正值日军的第三次“扫荡”。日军集中了7000余人，企图将我子牙河以东部队压迫于河间、任丘、大城之间消灭；东线敌人以津浦为基点，分三路向东压缩。120师和冀中首脑机关主动从惠伯口地区向南转移到肃宁东北地区集结待机歼敌。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