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上终于恢复了平静，大家极其虔诚地在听着。
“先生们，在困扰着我们的疾病、贫穷和死亡的诸种原因之中，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所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的，那就是大多数人都置身其中的恶劣的卫生条件。他们拥挤在城市里，在空气和阳光常常不足的房子里居住，而空气和阳光都是人的生命所不可或缺的。人口的麋集有时候便成了真正的传染病病源。即使不死在这种环境之下，至少健康受到了损害，劳动能力减低，社会也就因此而失去大量的本可以投入更宝贵用途的劳动力。先生们，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最强有力的说服手段……示范的方法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大家的想象力全部集中起来，拟订一个严格按照科学数据设计的模范城市的计划呢？……（对呀！对呀！完全正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之后，把我们掌握的这笔巨款用来建设这座模范城，并把它作为一个有实际教育意义的范例向全世界进行介绍呢？……”（对呀！对呀！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参加会议的人情绪激奋，几近发狂，互相紧握着手，向萨拉赞大夫涌了上去，把他高高地举起来，绕场转着。
“先生们，”当萨拉赞大夫终于回到原地时，他继续说道，“这座城市，我们每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想象已经看到了，再过几个月，它就会成为现实，成为幸福康乐之城。我们特邀请世界各国的人民前来参观，用各国语言来介绍该城的计划和蓝图。我们特邀请那些在人口稠密的国家生活的贫穷失业的正直人家到该城安居乐业。还有那些人家你们不会对我想到这一点感到惊奇的，他们因外国的入侵而被迫逃离家园，他们也将在我们的这座城市里找到工作，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给我们带来比金矿和钻石矿都要贵重上千倍的精神财富。我们将在那儿建造一些规模很大的学校，让青年人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得到培养，使他们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然后再由他们来培养造就未来的健康发达的后代！”
他的这段描述之后，全场的热烈疯狂的景象就无须在此赘述了。掌声、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落，足足地持续了一刻多钟。
萨拉赞大夫刚刚坐下，格兰道尔勋爵便又侧过身来，附在他的耳边，眨巴着眼睛低声说道：
“这一招儿真高！……您是瞄准了入市稳的收益了吧，嗯？……只要好好宣传，再有有名的人出面，这事十拿九稳！……所有康复和休养的人都会愿意到那儿去的！……我希望您能替我留一块好地，行吗？”
勋爵总把萨拉赞大夫的行为举动看作是受利益驱动的，使可怜的大夫感到受到伤害，这一次，他正要抢白他几句，可是，他听见副主席在请大家以鼓掌的方式向刚向大会提出这项善行义举建议的倡导者表示感谢。
“一个如此崇高的想法在这里诞生了，”副主席说，“这将会是布赖顿大会的永久性的光荣。只有最伟大的胸怀、绝无仅有的慷慨和最才华横溢的人才会想出这个计划来……现在这个想法已经提出来了，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前就没有人想到过呢！有多少亿的钱财耗费在疯狂的战争中了！有多少财富被投进可笑的投机事业中去了！这些钱本可以用来做这样的一种尝试的呀！”
最后，副主席提议，为了向创始人表示他应得的敬意，把该新城命名为“萨拉赞城”。
他的提议受到了热烈的欢呼，但应萨拉赞大夫本人的要求，必须进行投票表决。
“不，”萨拉赞大夫说，“我的名字和这事毫无关系。我们不要给未来的城市加上任何文字的词缀，这会给人或物带来一种学究味儿的。它将是一座安乐城，我要求用我的祖国的名字来命名它，我们就叫它”法兰西城“吧！”
大家无法反对让萨拉赞大夫得到他完全应得的这份满足。
法兰西城就这样在口头上建立了起来，但大会闭幕时，由于有一份会议记录，所以它也将在纸上写下来。大家随即对计划的总的纲要进行了讨论。
不过，我们还是让大会去关心这个实际问题吧，让大会的参加者们去讨论这个同他们以往所应做的事情完全不同的事情吧。我们最好还是回过头来密切关注《每日电讯报》上刊登的这则轶闻所说的这笔财富的具体情况的。
从十月二十九日晚上起，这则轶闻被英国各家报纸全文转载，开始传遍联合王国的全国各地。它特别地刊登在小报《航运新闻》第二版的显著位置上，这份报纸于十一月一日由一艘运煤的三桅帆船“玛丽皇后号”带到了鹿特丹。
《荷兰回声报》的主编兼唯一的秘书用他那把勤快的剪刀立即把这条新闻剪了下来，译成居伊普①和波特②的母语。十一月二日，这则轶闻又乘上汽船传到了《不来梅文摘》，被一字不漏地换上了“新装”，印成了德文。我们有什么必要在此指出，条顿记者在译文前冠以“一笔数额惊人的遗产”之后，竟胆大妄为地采用卑劣手段愚弄轻信的读者，用括号注明“本报希赖顿特别报导”呢？
不管怎么说，反正这则轶闻被兼并了，变成了德文，传到了大报《北方日报》，在第三版第二栏上刊登出来，只是把标题给删去了，因为对于如此严肃的一份报纸，这标题太江湖味儿了。
①荷兰著名的风景画画家（1605·1691）。
②荷兰杰出的动物画画家（1625·1654）。
经过这一连串的译过去转载过来之后，这则轶闻终于在十一月三日晚上，由一名胖胖的撒克逊仆人用他那肥厚的双手，送到了那拿大学教授舒尔茨的书房、客厅兼餐厅的房间里。
这位身份如此高贵的人物，乍一看，并无任何特别之处。此人四十五、六岁，身体挺魁梧，两肩宽宽，说明他身强体壮。他已秃顶，脑后及两鬓尚留着一点点无光泽的淡金黄色头发。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是那种很不清爽的蓝颜色，从不流露他的真实思想。他两眼无神，但当你被他的那两只眼睛盯着的时候，总感到极不自在。舒尔茨教授长着一张阔嘴，里面有两排可怕的大牙，落入他嘴里的东西是从来也跑不掉的，但是盖着牙齿的两片嘴唇却是薄薄的，其主要功能想必是用来夸夸其谈的。整个长相给人一种敬而远之的架势，舒尔茨教授对此却自鸣得意。
听见什么人进来，他抬眼向壁炉方向望去，看看上面的那只十分精美的巴尔伯迪安产的挂钟上的时间。这只非常漂亮的挂钟放在周围的那些粗糙不堪的家具中间，显得不伦不类。舒尔茨声色俱厉地喝道：
“都六点五十五分了！我的邮件最后一次应是六点三十分送到。您今天晚送来二十五分钟。以后再遇上一次六点三十分没把邮件给我送上来，您八点钟就走人。”
“先生，”仆人在退下之前问道，“现在要不要用饭？”
“现在是六点四十五分，我七点吃饭！您来我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这您早就知道的！请您记住，我从不改变规定的时间，也从不重复吩咐过的话。”
教授把报纸放在书桌边上，开始写一篇论文，是两天后要刊登在《生理学年刊》上的。他随意地信手写上了这几个题目：
为什么所有的法国人全都不同程序地患有遗传性退化症？
当教授在继续写他的论文时，他的晚餐就已经小心翼翼地放在壁炉旁的一张独脚小圆桌上了。晚餐是一大盘白菜香肠和一大杯啤酒。教授放下了笔来吃饭。你简直想象不到一个如此严肃的人，竟然吃得是那样地津津有味。然后，他按铃叫仆人送上咖啡来，再点燃一只大号瓷烟斗，复又写了起来。
当他在最后一页上签好自己的名字时，已经将近午夜了。他立即回到卧室，准备好好睡上一大觉。他躺到了床上才撕开一摞报纸的封口，睡前开始看起报来。正当他瞌睡上来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吸引住了他，那个叫“朗杰沃尔”的外国人的名字出现在一则事关一笔巨额遗产的轶闻里。但是，他绞尽脑汁，可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人是何许人也。白白地想了几分钟之后，他扔下报纸，吹灭蜡烛，很快便鼾声大作了。
可是，由于他亲自研究并大加阐述的那种生理现象的缘故，朗杰沃尔这个名字一直跟踪到他的梦中，以致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在机械地念叨这个名字。
他正要看看表，几点钟了，突然，他脑子里闪亮了一下。他一把抓起掉在床腿前的那张报纸，用手抹了抹额头，以便集中起精力把头一天晚上差点儿忽略了的那则轶闻连续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很显然，他突然间想起了什么，因为他连他那件绣花晨衣都来不及穿，便跑到壁炉前，摘下了挂在镜子旁边的一张小肖像细画，用袖子擦去背面硬纸板上的积满的灰尘。
教授没有猜错。画像背面可以看见经过半个世纪的时光，墨迹已经发黄了的名字：泰雷兹·舒尔茨，原名朗杰沃尔。
当晚，教授便乘上直达快车，赶往伦敦
第四章 一分为二
十一月六日早上七点，舒尔茨先生来到查林一克罗斯火车站。中午，他便来到南安普顿路93号，走进用木头栏杆隔成两半的一间大厅，一边是文书办公处，一边是接待处，厅内放着六把椅子、一张黑颜色的桌子、许许多多的绿皮文件夹和一本通讯簿。两个年轻人坐在桌子前，正在静静地吃着各国司法界人士传统的面包加奶酪的传统午餐。
“比洛斯、格林和夏普先生在吗？”教授用他那吩咐开晚饭一样的声音问道。
“夏普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您贵姓？有什么事吗？”
“我是耶拿的舒尔茨教授，为朗杰沃尔一事而来。”
年轻文书低声地朝送话器里把此事报告了，然后，耳朵贴着外人无法听见的听筒，听见传来了答复，那答复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见鬼去吧，朗杰沃尔案子！又来了一个自以为是贵族的疯子！”
年轻文书回答道：
“这个人看上去是个”体面人“。他的神气不讨喜，但并不像是个初出茅庐者。”
接着是一声神秘的惊呼：
“那他是从德国来的……”
“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话筒中传过来一声叹息：
“让他上来吧。”
“三楼，正对楼梯的那间屋，”年轻文书指着里面的一条通道大声说道。
教授进了通道，爬了两层楼梯，来到一扇覆有软垫的房门前，门上的一块铜牌上镌刻着夏普先生的黑体字的名字。
夏普先生的办公室普普通通，地上铺有地毯，置放着几把皮椅子，一张很大的桃花心木桌子上，放着摊开的文件夹。他坐在桌前，微微地欠了欠身，然后，按照坐办公室的人那种文雅习惯，又翻阅了五分钟的文件，以示自己很忙的架势。最后，他转向已坐在他跟前的舒尔茨教授。
“先生，”他说，“请您简要地告诉我您的来意。我的时间极其有限，我只能给您几分钟的时间。”
教授似乎笑了笑，表示他对这种接待并不介意。
“当您知道我为什么来之后，”教授说道，“您也许会觉得再多给我几分钟的时间为好。”
“您说吧，先生。”
“是关于巴勒迪克的让一雅克·朗杰沃尔的继承问题。我是他姐姐泰雷兹·朗杰沃尔的孩子。她于一七九二年嫁给我祖父马丹·舒尔茨，我祖父是不伦瑞克驻军的外科大夫，于一八一四年亡故。我保存有我鼻祖写给他姐姐的三封信，并且知道许多关于他在耶拿战役之后路过我们家的情况，另外，还有证明我们亲属关系的完全合法的文件。”
用不着赘述舒尔茨教授对夏普先生所作的说明了。他一反常态，几乎是絮叨个没完没了了。的确，这是他唯一可以讲个没完的事。对于他来说，的确必须让美国人夏普知道，日耳曼民族是凌驾于其他所有民族之上的。他之所以一心想着要回这笔遗产，那尤其是因为他要从法国人手中将它夺过来，因为法国人只会把这大笔钱花在无谓的小事上！……他之所以憎恨他的对手，就是因为对手是法国人的缘故！……要是对手是个德国人，他也就不会这么坚持了。但是，一想到对手是个所谓的学者，一个法国人，他可能会用这笔巨款去为法兰西的主张服务，教授便怒不可遏，势在必得。
乍看起来，这套政治性的离题话语与巨额财产继承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夏普先生办事相当老练，看出来整个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愿望和舒尔茨个人对印度贵妇的这笔遗产的个人需求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
再说，不可能有任何的怀疑。尽管与一个劣等民族有亲属关系，对于一位耶拿大学的教授来说是极其丢人的事，但是，很显然，这个责任应由当初生养这个独特尤物的法国女性祖先来负的。不过，这种与萨拉赞大夫的旁系的亲属关系只是使之也有一份旁系亲属所应得的遗产而已。这时，夏普先生看到了以合法形式支持他的权益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可能性中，他又隐约看见完全有利于比洛斯·格林·夏普事务所的另一种可能性，亦即把已经办得很漂亮的朗杰沃尔财产继承案变得更加好上加好，仿佛是狄更斯的《贾恩迪斯兄弟阅墙》的新编剧。这位法律界人士眼前展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盖着印鉴的文件、契约和材料。或者，更妙的是，他想到了一个由他，夏普，从中调解的对两个当事人都有利的折中办法，这个办法使他，夏普，能够名利双收。
于是，他把萨拉赞大夫的继承资料告诉了舒尔茨教授，并且给后者看了证明文件，又暗示后者，如果委托比洛斯·格林·夏普事务所负责从他与萨拉赞大夫的亲属关系所赋予的表面权利“仅仅是表面，亲爱的先生，我担心它经不起法律诉讼”中为教授争得好处的话，那么，可以相信，凭着所有德国人所具有的极其卓越的判断力，可以使得事务所能够提出各种各样的而且是更加有力的证据，使教授的合法权利得到承认。
舒尔茨教授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