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神情愕然：“著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夭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道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那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问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道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经，其利三也。钱积放冬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与民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暂出应役，一年半岁，即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官中买回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业不离主，既初无所失，而骤得官钱，必争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
右所陈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条，伏乞朝廷详议施行……
苏轼所提的《给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募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十二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
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募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忌朋友，半个月后，便荐举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
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募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淤的愤懑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募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章惇、蔡确、张璪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一鼎新”的命运。不怕现时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募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志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它走，而是它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益，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地进行着“罢废募役法”的筹划……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十二日，他上呈《乞罢免投钱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
二月十八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募役、复差役事”，并以五日为时限，检讨其实施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
二月二十四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缜、中书侍郎张璪、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吕公著、尚书右丞李清臣外，还有御史中丞刘挚、起居舍人苏轼、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待制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
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圣诏耀世，当去募役病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制。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敕内，举措如下：”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誉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
“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
“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仰本州类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个月内，具利害孽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朝廷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
“其四，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执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力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
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抑迫”，较之去年十月司马光在延和殿的声讨诛伐温和得多，而且留有宽阔的议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政事堂寂然无声。政见不同的人们都沉默着。
“这是比王安石更为阴森的突然袭击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心神惊悸：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缜、张璪几个月来已权落势失，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珪病故之后，已被任为山陵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枢，曾几次上送“辞呈”，现时，对什么“募役”、“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可章惇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恋，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惊悸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纸漏，准备伺机反扑。
“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马君实难道也要甩开中枢议商，步介甫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圣诏已下，还计议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师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君实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项欲塑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治，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孽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通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挡地侃了起来：“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公如此，以是使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