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万木中的君子啊！你利于世，利于人，利于恢恢天宇！你的躯体，可以为楝；你的枝干，可以蔽屋；你的花脂获苦，可以入药、酿酒、医疾、健身；你的果实，可以滋血、强髓。你焚其身，可以为烛照亮；你化作灰，可以制墨成金；连你焚身涅槃时散发的烟尘，也可以聚而为香，用虔诚的香火祭奠中华民族不朽不灭的祖先啊！
“苏轼，一个浅饮即倒的醉汉，一个口无遮拦的狂徒，一个心高胆小的弱者，一个思而不行的懦夫，一个连兄弟、子侄、老人、妻室都养活不了的蠢人，百无一用啊！贤惠公主，你看错苏轼了……”
书房里鸦雀无声，人们惊骇地望着泪水满面、痛苦伤情的苏轼。烛光中的他若痴若狂。
王闰之掩面泣咽着。
任妈老泪横流，仍不忘为她的大郎解脱窘状：“驸马爷，你别怪罪他，他确实是醉了，说的全是醉话。”
王诜为宽慰任妈，微微点头。他从苏轼手里接过发呆的苏迟，悄声对苏轼说：“子瞻，你心里若有所思，贤惠公主可以转奏皇太后。”
苏轼像听见了，又像是没听见，依旧舞臂以助高声：“谢谢驸马和贤惠公主。《乱云劲松图》，这是鞭子，策我奋进。这是锥子，刺我自强。奋进不息，自强作人！苏轼当敢想便敢说，敢说便敢为，不负朋友之望……”
篇十三 王安石书房
非荣即辱 王安石的魂灵开始冰结成一件只知战斗的兵器，越过友谊，越过文人道德，登上了吕惠卿“一切为我所用”的战车 王安石离开司马光的书局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亥时了。夫人吴氏和往日一样，已在书房里备有夜宵，安详地坐在灯下的软榻上，手里做着针线，等待他归来。
王安石走进书房，谈笑风生地坐在夫人身边，重复了几句司马君实与苏子瞻的妙语，博得夫人舒心的一笑，然后，胡乱地吞进夜宵，便坐在灯下写他的“日录”。
王安石今日“录”的，无疑是他与司马光的会面。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愉快、亲切、坦直、融洽，是友情的交流，也是政见的碰撞。是轻松的，也是沉重的。他感觉到又一次严重的挑战即将出现。
他感谢司马光的友谊。司马君实诚不欺友，不仅把弹劾自己的内容告知了自己，而且把“均输法”、“青苗法”推行中出现的偏误全盘托出，希望自己“匡正缺失”。这种坦荡诚挚的情谊确实温暖人心！
他深知司马光的为人。司马君实和自己一样，都是不容易放弃“主见”的，那份弹劾奏表很快就会送到年轻皇帝的御案上。司马君实不是吕诲、吕公著、范纯仁等人，他毕竟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是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与皇室有着不寻常的关系。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中，也包含着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对司马君实的信任。况且，年轻的皇帝还不定性，见事反应快而理解浅，处事热情高而思虑少，这种可怕的“反应”和“热情”如果倾心于司马君实的弹劾奏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司马君实，你的言行和影响，真是令人焦虑不安！
王安石思索着应变的对策：像对待吕诲、吕公著那样地对待司马君实吗？以反对“变法”之罪奏知皇上，逐出京都，贬至州府。这是断乎不可的！“变法”以来，司马君实不表态、不支持、不协助，用审视的目光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甚至偶有微词。但这一切表现，都是源于对他那种“中和无偏”式的革新主张的坚持与维护，而无不是反对变革法度。任何曲解和诬解都是不道德的！
与司马君实公平合理地较量吧？他呈他的奏表，我呈我的辩词，让年轻皇帝来裁决其是非曲直。这是问心无愧的，但也是糊涂愚蠢的！这次将出现的较量，不是观灯猜谜，不是品茶射壶，而是攸关“变法”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天下黎庶的祸福啊！友谊是高尚的、珍贵的，但因友谊而误国，古之圣贤，均拒而不为。王安石何敢因私废公！况且，司马君实今晚敢于出示弹劾奏表以见告，而不愿焚毁弹劾奏表以退让，也是公私分明之举！
忽地，一缕哀怨幽咽的洞箫声从清冷的夜空落进天井，穿过窗扉，飘荡在王安石的桌案前，扰乱了他难以决断的沉思。
洞箫声是由左侧庭院传来的，王安石知道，这是弟弟安国又在深夜弄箫消愁。他的心绪烦乱，不愿去听，可又不得不听。箫声断断续续，音律似乎沾着深夜的寒霜，挟着北来的冷风，落在自己心头。他蓦然感到此刻的孤独、凄凉和悲哀。唉，平甫啊，何其哀怨如此？难道你也不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吗？为什么要在这即将出现严峻争斗的前夜，送来这颓废之音呢？
书房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王安石收住忧思，以为是夫人吴氏来催促他歇息的，忙换了一副笑脸。当他抬起头时，见是儿子王雱站在面前。他又板起脸来，严肃地询问：“你怎么还没有歇息？”
王雱毫无倦意，神情有些愤怒地说：“阿爸，我在连夜整理《〈道德经〉注》、《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的手稿，可二叔的洞箫声扰人心烦。”
王雱近来的心情也不太好。九个月的“变法”，使父亲周围的人都晋了官职，吕惠卿已成为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院，二叔安国晋为秘阁校理，三叔安礼晋为同修起居注，连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自己呢？父亲为了避“过分”之嫌，自己仍然是个闲散无权的旌德尉。看来，要依靠父亲的力量登上权力高层是没有希望了。王雱是个极有心计的聪明人，决意以自己的才智创造自己的前程。他要一鸣惊人，一鸣而惊动天子！他心底谋划已熟，日夜劳神竭思地修改、完善自己的著作，准备自费付印，然后在京都的书场公开销售。他确信：自己的这几篇文章，以年轻人而敢于问鼎古籍经典的大胆，一定能够震动京都那些死啃书本的学子。独出心裁的立论，一定能够震动那些墨守陈规的朝廷百官。新颖别致而不同凡响的出书、销售方式，一定能够震动深居大内而又急需人才的皇上。现在是“变法”时期，新奇就是胆识，就是力量，就会招人注目，有人赞扬。新奇就是扬名立业的吉祥物，就是当代强者的护身符。两个月来，他一直默默地在书房耕耘着。
王安石爱怜地望着儿子，心头浮起一股暖意。二十五岁的儿子，敢于为《道德经》和佛书作注，确实不易。
洞箫声仍在如泣如诉地呜咽。
王雱见父亲沉默不语，低声提醒父亲：“二叔近来的情绪极坏。吉甫（吕惠卿）叔今天入夜来访，询问父亲去处，二叔不仅拒而不答，反而请求吉甫叔今后少来干扰，使吉甫叔一时十分尴尬。阿爸，你也该劝一劝二叔了。”
王安石禁不住一声叹息。近时期以来，随着反对“变法”声音的消失，自己周围的人互相间的不和渐渐公开暴露出来了。章惇不满曾布，曾布不满惠卿。平市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与吉甫职责上毫无牵扯，也相互仇视。唉，一场争斗中止，对手暂时散去，胜利者便相互厮杀，真是不可理喻的荒唐！如此下去，这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不是毁于司马君实即将提出的挑战，而是要毁于变法者的相残了。王安石心头搐溺，灵犀顿然开窍，一个对付司马光奏表的方案闪现在心头：正视司马君实提出的忠告吧！“变法”这场如此巨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误。“均输法”推行中出现的“官商勾结”，“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抑配贷款”，御史、谏官被逐后朝廷里出现的“唯唯诺诺”，自己何尝不知？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罢了。该是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与司马光争夺这面“匡正缺失”的旗帜！“变法”的缺失总是需要“匡正”的。早“匡正”比晚“匡正”好，主动“匡正”比被动“匡正”好，自己“匡正”比别人“匡正”好。只要自己早日把这面旗帜亮在皇帝的面前，司马光那份弹劾奏表就成了过时之言，一场即将出现的新的纷争就可能化解。
在“匡正缺失”中还可整顿规诫自己的力量。要让吕惠卿、曾布、章惇知道，“变法”只是刚刚开始，距竟其事、成其功还远着呢！只有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使“变法”不至半途而废。要让那些“有令不行”、“弄权营私”的下属官员知道，王安石有着一双警觉的眼睛，是不会被你们蒙蔽、任你们胡为的，只有慎独洁身、清廉刚正，才能立身。要让所有推行新法的人知道，“变法”的缺失随时需要“匡正”，只要做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则“变法”将处于不败之地。
王雱看见父亲凝神不语，以为是为王安国与吕惠卿的不和而不快，便为吕惠卿辩解说：“吉甫叔尽职尽责，热情友好，无可指责。二叔心胸狭窄，性情多疑，总以为吉甫叔行事奸巧，不足信任。这不是无事生非……”
王安石砰地击了一下桌案打断儿子的话，大声吩咐：“请吉甫、子宣、子厚来此议事！”
王雱怔住了。
王安石突然意识到此时已是深夜，摇了摇头，缓和口气说：“等天亮再告知他们吧，你也该歇息去了。”
王雱应诺离去。
王安石在书房里徘徊着。
箫声依旧。
第二天清晨早朝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来到王安石的书房。“变法”四巨头开始密议，为“变法”的前途进行了一次至为严肃、至为重要的探讨。
这次密议开始，王安石一反往日“先听后说”的习惯，率先谈了自己昨夜思虑已熟的方案，就“匡正缺失”的重要意义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着重谈了“变法”者当前务必防微杜渐，修养自身。他如此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吕惠卿、曾布、章惇之间可能又出现无聊争嘴，引导他们在自己总的意图下，施展各自才识。他没有谈论“变法”缺失的具体内容，因为“均输法”是章惇负责实施的，“青苗法”是吕惠卿负责推行的，这样可以避免因责任问题引起的不悦。他特意隐去了昨夜与司马光会见一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讲出自己思之再三的方案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团结一致”地向他提出了诘问，压根儿就不赞同他的主张。
首先发言的是章惇。这个胆大心细、言词尖刻的新任编修三司条例官，尖锐地问道：“‘匡正缺失’之说，是否意味着‘变法’已经失败？”
“如此突然的转变，会不会涣散‘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
“‘匡正缺失’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出于别的方面的压力？”
“皇上如果追究‘缺失’之责，何人承担？”
章惇最后欲言又止，欲止又言，透露消息：驸马都尉王诜前日回京，昨夜拜访了苏轼，沉默了多日的苏子瞻，大约也要仰天长啸了！
王安石一时懵了。他昨夜的谋划，只是策略上的抉择，对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响，根本没有多思。章惇突然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使他完全陷于毫无准备的慌乱之中。特别是驸马都尉王诜拜访苏子瞻的消息，更使他惊惊不迭。联想到数月前皇上在琼林苑对司马光和苏轼的召见，以及司马光书写的弹劾奏表，他奇异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准备联手发难？他开始怀疑自己昨夜的决策是否正确。
曾布接着章惇的话开口。这个生性谨慎、思维精细、缺乏主见的新任翰林学士，把章惇提出的问题深化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既然要‘匡正缺失’，那就是说，我们的‘变法’错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刘琦、钱（岂页）他们对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也蒙受了冤屈，连副宰相唐介也成了屈死鬼，下一步该为这些人昭雪冤情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官复原职，我们这些人下台滚蛋，那是容易的。可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的活帐和唐介的死帐，该向谁讨还？就是执政介甫公怕也担当不起吧？”
王安石思绪全然乱了：那样的情景，不也是一种翻天覆地吗？“地”易覆，“天”难翻啊！要更换天下的臣于官吏，只要皇上一句随便的话、一个随便的理由就可以办到。但此事涉及皇上本人，天下还不大乱！王安石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声律学识的文人，是以雄心斗胆、高谈阔论而跃上朝廷高位的，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历代政争的残酷，也曾著书立论地加以评说，但自己手执权柄，身历其中，于此道却一窍不通或通之不畅。他望着眼前的章惇、曾布，始则目瞪口呆，继而六神无主了。
吕惠卿以点头为意，略表赞同章惇、曾布所言之后，一直沉默着。尽管王安石几次以目光催促他细说明说，他都装着视而不见，似乎在有意延长沉默的时间，让王安石细细品味这“匡正缺失”将会产生的苦果。他与王安石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作风。
王安石是个文人，品性中有着诗人的气质，易于冲动，有时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对人间是非曲直的衡量，往往带有浪漫色彩。美、善的事能够使他流泪高歌，丑、恶的事能够使他流泪咬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好恶鲜明的人，所以也是个什么都刻在脑门上的人。
吕惠卿从官场的底层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层，冷酷、果敢、务实是他的心性。思虑缜密、深藏不露、极会把握时机是他的风格。他的心中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决不会为善、恶、美、丑所左右。在他冷静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匡正缺失”这个概念。他鄙视“匡正缺失”这个字眼，他认为“匡正缺失”无异自我绞杀。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不都是自始至终的“英明天纵”，有谁公开干过这“匡正缺失”的勾当呢！他比王安石看得明白，现时的任何一点退却，都可能导致“变法”的夭折。他比王安石看得清楚，在朝廷重臣、谏官御史被贬被逐的今天，能够影响皇帝的力量，只有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苏轼已接替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在文人汇集的京都，可以掀起舆论大波，造成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劲风浪。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