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五 汴京 福宁殿
王安石不合时宜地喊出了“天道尚变，人道尚占”的高论，饥饿的现实决定了它遭受冷落的命运 智慧闪烁的火花消失了
韩维带着司马光写的《论朝政阙失状》和司马光对王安石、苏轼神交相知的感人友情驱车离开洛阳“独乐园”。在车辇飞快奔驰的途电一场危及王安石地位的政争，在汴京大内福宁殿御堂里发生了。
三月二十八日巳时三刻，大内宦侍来到王安石府邸，传谕王安石午时正点在福宁殿御堂晋见皇帝。王安石知道，皇帝要听他的趋时应变方略了，便带着吕惠卿关于修善人事的设想和吕嘉问关于南粮北调、川米东移的具体措施，随着大内宦侍向宣德门走去。
王安石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推敲，他把与吕惠卿、曾布、吕嘉问所商议的一切精炼成为释解“变法”义理的两句话。“天道尚变”和“人道尚占”。并且正在思谋运用这两话深入浅出地解析眼前这“十月不雨”带来的种种困难。
他太了解年轻的皇上了。这个主子，在六年的“变法”中，处于顺境时，“上则用心太急”；处于逆境时，“上则失意摇摆”。不根除其热冷无常之疾，“变法”是难竟其功的。
他打定主意在今天的君臣会见中，首先用“天道尚变”四字对皇帝进行耐心地开导，以坚定其信心；再用“人道尚占”四字，消解皇帝心中的焦虑，以增强其趋时应变的勇气；然后以吕嘉问所呈关于二百多万斛粮米分批漕运至京的具体举措，消除皇帝燃眉之忧。但他没有想到，从城外驿站飞来的一卷要他下台的《流民图》和一份借天降之灾弹劾他“不合天理，变法祸民”并要求停止新法的奏表，也已悄悄地跟在他的背后，向宣德门飞马急驰而来。他更没有想到，在他背后致命一击的，正是他几年来一直信任和庇护的监安上门郑侠。
昨天傍晚，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用了数天的时间，终于画就了他的长卷《流民图》，这幅血泪斑斑的作品，充分展示出他的艺术才能。凡流民者，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其情注于笔墨，跃于绢土。其意透于绢锦，怨声可闻。郑侠似觉难尽心底之思，乃尽其胸中之才，书写弹劾奏表，先述旱灾之惨状，次述执政之缺失，再述求罢新法之愿，最后提着脑袋作赌注。其情之迫，足以使人落泪。其胆之狂，足以震慑群臣。奇特年代，终于造就了这个奇特的人物。真是硬的伯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活在世上，都得遇到一个魁星啊！
郑侠密封了画卷和奏表，准备连夜呈送皇帝，但他位卑人微，根本没有可能走进福宁殿。他沉思良久，决定用走后门的办法打通关节。他来到中书门下侧门，找到一个相识者，请其设法迳呈皇上，并以十两银子作酬。相识者猜知事体重大，微微摇头，便以“阀门上呈文书，均需执政过目”为由而拒绝。郑侠知其不可勉强，遂留银作谢而别，相识者感其豪爽，在收起银两的同时，低声暗示可通过驿站马递之途，绕经通进银台司而直达福宁殿。郑侠悟通，遂于五更时分，身着朝服，怀揣印记，驰马出南薰门三十里，走进驿站，佯称自己是大内派出的督察官员，有密急奏状案续上呈通进银台司。驿站官员见其身着朝服，气宇轩昂，并验其印记，不敢怠慢，即发快骑传递，奔向京都。
王安石走进宣德门不久，驿站马递也匆匆地走进了宣德门。
王安石兴冲冲地走进福宁殿御堂，抬头一看，一下子懵了，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早已到来，而且都神情惶恐地呆站着。皇帝赵顼端着一副阴沉而冰冷的面孔迎接他，显得十分憔悴。宰相王安石胸中正在翻沸的那股耐心开导皇帝的热情骤然冷却了：陈升之、吴充、冯京啊，该你们露面的时候，你们告假；不该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却抢先来了。随而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莫非要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吗？他心绪惴惴不安地向皇帝行叩见之礼。皇帝回答他的是微微点头和脸皮上一丝挤出来的苦笑。这种冷遇更加重了王安石心头的狐疑，难道皇帝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感到悲哀，坐落在首辅的椅子上，凝眸注视着皇帝，等待着皇帝赵顼开口。
赵顼却一言不发，眼睛直视前方，却不知看的是什么。老于官场的陈升之，嘴角微浮笑意，似乎已经摸着了皇上的心思。城府深沉的吴充，绷着面孔，不露声色，眉宇间浮起一层忧郁。性情沉稳的冯京，举目望着皇帝，目光中含着同情和歉疚，似乎在为皇帝的焦虑而担忧。王安石先是凝眸注视皇帝的神色，继而微微叹息。君愁臣忧啊！
是啊，皇帝赵顼在这场天灾面前，在连续多日的应变无策，废寝忘食的折腾下，特别是在两天来闭门沉思中，完全感受到“上天示警”的威逼了：十月不雨，哀鸿遍野，市易榷兼，商贾怨道，朕失民心；华山崩塌，中枢不协，重臣箝口，谏台无声，朕失吏心；流民入京，朝野震动，谤起街巷，文人助澜，朕失士心啊！三年前苏轼在奏表中曾说：“存亡之所寄者，民、吏、士、军而已。”今朕四失其三，能视而不见形势之险恶吗？
赵顼看得清楚，这场天灾造成的局面，必将危害“变法”的执行。“青苗贷款”不可能满足饥饿黎庶的需要，“青苗法”也就会失去吸引力。官府所贷之款，将本利难收，若“追呼收缴”，势必招民怨恨，进而激起不测。城乡货物匮乏，百货流通已呈枯竭，将使“市易法”失去敛利功效，若再由市易务“控制开阖之权”，势必加剧市场供应的紧张，招致商贾细民的怨恨，使市易更加萧条。“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推行，在灾荒年月，已非当务之急，强行之，徒耗民力，徒增民间惶恐而已。暂停“变法”以休养民力吗？退一步而顺应天灾的驱使吗？六年“变法”取得的一切都将丧失殆尽，朝野变革图强之志也许会从此而瓦解涣散无遗的。“变法”不可停！停止“变法”这句话是万万不可出口的。
皇帝赵顼在思绪混乱中寻找着出路。他毕竟是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已经探知治理天下的一些奥秘，已有了一些手段。他要在“修善人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设想：为渡过这场天灾，需要一批稳健持重的宰执大臣执掌朝政。司马光也许是最理想的人选，只有这位脚踏实地的“朝臣典范”才能养民生息，实现朕在这荒年之所托。可王安石如何安排呢？去掉王安石，不也是明显地抛弃“变法”吗？朝廷又将如何？这些都需要走着看！非常时期，任何决定，断不可操之过急，若骤然扭转船头，不唯船上划桨的船夫会惊慌失措，连岸上的看客也会惊诧失声，弄不好会翻船的。况且，现时居于船头的操舵者，是一位生性执拗、动辄拿把要挟的“拗相公”，谁知又会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先听听王安石的“应变之策”再说吧。
皇帝赵顼在运用皇权的收放予取上，已有了相当的经验，不再是三年前废黜众议，独尊王安石那么简单了。为了安抚怀有不同政见之臣，为了扩大自己施恩于天下的影响，为了借群臣之力牵制可能执拗抗衡的王安石，也为了给今后的收放予取留有回旋的余地，他决定接受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谏，以“罪己自责”的方略，先放出一点风声，对群臣作一次测试。
皇帝赵顼在长时间沉默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从御案一端拿起一份文稿，望着中枢重臣，长长叹了一声，怆然而语：“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无才无德，‘上天示警’愈急，虽损膳自省，避殿自罚，仍不足以应天变。现唯有罪己下诏，广求直言。愿朕之中枢重臣，直言责朕，并遵诏颁行天下。”
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骇，急忙跪伏于御案之前，俯首听诏。
皇帝赵顼读起诏文：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厥中……
在皇帝赵顼其状忧形于色，其声悲切恳侧地亲自宣读诏文中，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都在专心聚意地扑捉着从皇帝口中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在竭其心智地揣摸着皇帝的心机，都在悄悄地谋划着自己应采取的对策。
王安石在震惊中醒悟了：这貌似“罪己”的诏文，分明是对“变法”的全面动摇，分明是对执政失职的指责。而诏发朝野“广求直言”之举，分明是鼓励群起而攻。他突然发现自己已被皇帝置于千人所指的祭坛，将成为“上天示警”的替罪羊。他的心绪一时怆然。
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示警，“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涌入京都流民们的哀嚎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塞道，计将安出？只能在“匡正阙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阙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阙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难以揣摸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机变呢？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
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枢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著、富弼已经臭了五年，香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时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时正围绕着“市易违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内哄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啊，你这痛苦而急切的决定，是英明，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
皇帝赵顼声情悲凄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枢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枢重臣都在低头视地，唯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流民入京，惜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充监督皇城司实施。”
吴充急忙叩头领旨，并借机自责谢罪：“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
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
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万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介甫先生，请你代朕将这道诏文颁示朝野吧！”
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祸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固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荒唐，且由礼部出面勒索十大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体，事前竟不与宰相知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陈升之、吴充、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这、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厉声追问：“天为何物？示警何在？”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果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巍巍乎，唯天为大。’前年西岳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巍巍乎，唯天为大。’孔夫子这句囫囵不清之语，误了天下多少明君圣哲啊！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万物，变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着；天气在变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陵在变化，故有崩塌陷裂之异；江河在变化，故有潮汐涨落之别；云雾在变化，故有水涝干旱之差；沧桑在变化，故有古今形势之大不同；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故有古之架木为巢、钻木取火而演进为今之琼楼玉宇，火树银花。此‘天道尚变’之理，千古而不悻。‘天神’乃子虚乌有、诞谩荒唐、无影无形之臆想，是愚者之所倚，是弱者之所托也。有人畏惧‘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忧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错了地方。山崩陵替、水涝干旱、冬寒暑雨，乃‘天道’自然之变，与人何关？陛下‘避殿’、‘减膳’已逾七日，其心至诚，雨何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