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不住了。诗赋原是时代神韵之音，既非街头“贴示”，亦非棘署讼词，乃诗人、词家遇事触物之感，随兴而发，随思而鸣。若采其韵音，足以聪耳明目，以成盛世；若深文周纳，系之以狱，则箝塞天下之口。
苏子瞻口无遮拦，恃才傲物，长于以诗词论世，颂山川之美者有之，哀生民之苦者有之，狂想奇思者有之，愤懑怨恨者有之。做为诗人，无愧于时代；做为朝臣，却易见疑于君王。时代之不幸，命运之不幸，苏子瞻恰恰落在御史台执权者的手里，这些执权者恰恰又是一群精于刑律而疏于诗赋的人……
李定、舒亶等人，都是自己提拔而上的，而且早想择苏轼诗词歌赋中的“哀怨愤懑”之作诉于刑律，不意今天果然炼罪成狱！
王安石一颗冷却了两年的心骤然沸动起来，他愤尸高呼：“不能这样搞啊！不能堵塞天下人之口啊！为了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了一时糊涂的皇上，为了危在旦夕的子瞻，不能再沉默不语！”
王安石提笔展纸，为营救苏轼，写下了他贬居江宁两年来第一份奏表。并请“书场浪子”飞马送往京都……
“乌台诗案”引起的京都震动、朝臣纷争和后宫沉默，两个多月来已使三十一岁的皇帝赵顼陷于慌乱和一筹莫展。十月二十二日深夜，这种震动和纷争，似乎都一齐涌进福宁殿御堂，等待着他最后的裁决。
赵顼坐在御案前，望着御案上堆积的各样“奏表”发呆。两年来，朝廷“强化皇权”的声势，使得皇后也依据朝制不再敢随意进入御堂陪伴他了，红莲宫烛烛光之下，只有他孤独无依的身影。
京都瓦肆歌伎们以救济义演为名营救苏轼的活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特别是宫廷“教坊使”丁仙现和京都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参与演出，使全城黎庶都在唱着苏轼的诗词。歌声是高大的宫墙挡不住的。听到这越来越多的歌声，赵顼感到刺耳、厌恶，但又不能堵人人的嘴巴。皇城司虽然已作了相应的防范准备，但今天勾当皇城司公事在上呈的“奏表”中却有“民心在苏轼一边”、“举措当慎之又慎”的谏言。看来皇城司的官员也染有这些歌声的影响了。民心真的在苏轼一边吗？
朝廷宰执大臣和二府、三司官员对此案的分歧和对立日益尖锐。副宰相同平章事王珪和知谏院张璪今天午后来到御堂，神情激昂，声称“苏轼所怀如此，顾可置之不诛乎？”主张对苏轼处之以极刑，以张刑律之威严，杀一儆百，威慑那些目无君王的臣子；可宰相吴充、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今天午后也来到御堂，神情更为激昂，都在为苏轼辩解，认为“以诗赋文字成狱难服天下之心”。朝廷百官同情苏轼者居多，一些致仕老臣似乎都站在苏轼一边。两相对立，难以调和！章惇与苏轼交谊深厚，为朋友解脱，情理可知；吴充、冯京，为巩固权位，借苏轼一案谋私自卫，理亦可解；可朝廷百官为了什么呢？致仕老臣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私谊私利吗？两年来，朝廷所为，旨在“强化皇权”，到头来，连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员的心也难以统一了。唉。朝政大事，依赖群臣，朕不能因一个苏轼而使群臣离心啊……
御史台对苏轼一案的审讯已经结束，李定、舒鲁、何正臣今日黄昏来到御堂，上呈了勘治苏轼一案的“疏奏”，主张严惩苏轼而开杀戒，并主张对王诜、王巩、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刑以贬逐或流放。这个“疏奏”，读之惊心，思之胆寒。贬逐司马光，于心不忍；流放工洗，于情不能；而且一举严惩如此众多的臣子，朕真的要成为后世诅咒的暴君吗？
庆寿宫大皇太后病情转重的消息也是入夜时分传进御堂的。太皇太后这次病倒，缘于御史台狱卒抄查驸马府公主寝居，姐姐贤惠公主哭诉于庆寿宫是直接的导因。皇室王公和朝廷百官借“抄查公主寝居”一事对御史中丞李定的弹劾曾折腾了半个月之久，但太皇太后沉默着，皇太后沉默着、岐王颢、嘉王（君页）沉默着，连皇后也沉默不语。这沉默是对此案的依从？是对此案的不满？是一场皇室纷争的酝酿？还是众叛亲离的冷漠？
御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同修起居注王安礼轻步走入，跪倒在御案前，叩头轻声禀奏：“臣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叩奏陛下，苏轼一案，勘治入狱已逾两月，朝野震动，后宫惊傈，臣奏请陛下格外开恩，宽宥苏轼、王诜，以恩市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
“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顼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
王安礼从怀中取出“书场浪子”千里送来的“奏表”，恭呈于皇上：“陛下，一个北望京都之老臣，托臣转呈‘奏表’于陛下……”
皇帝赵顼猛有所感：“是介甫先生吗……”
“陛下明察。臣之家兄王安石，远居江宁，闻苏轼入狱而惊骇，特上书陛下陈述所见。因其对苏轼一案茫然无知，且生性执拗，所奏之言，恐多偏颇，乞陛下明断而赐教。”
赵顼急忙离开御案，从王安礼手中接过“奏表”，坐于软榻，移来烛台，凝目阅览起来……
史料和宋人笔记有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王方为决。十分可惜的是，史料所记载的这封信的原文未能留下来，使今人无从一睹那为了崇高的友谊而披肝沥胆的精彩文字。
王安石的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皇帝赵顼，他的神态极肃穆凝重起来。三年前，王安国遭吕惠卿诬陷而放归江宁，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两年前，王雱因“弄权蒙混”而获罪，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默默承受了“失弟丧子”之哀。今天，苏轼获罪入狱，其罪为讥讽新法，讥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可王安石忘私为公，以负罪遭贬之躯，冒死为苏轼求情！这仅仅是友谊的相怜相助吗？
皇帝赵顼的眉头渐渐舒展了。文字成狱，天下箝口，表面上人心归一，实际上背非阴行，江山虚假的稳固终不可待！唐太宗优容文人才士之策，让文人说话，让才士牢骚，为天下不满的怨言怒情开设了一条发泄排解的渠道，并借这个“渠道”揣摸和掌握世情人心，遂成千古之业。唐太宗之后的几个皇帝，沿守此策，遂有了李白、杜甫……把盛唐推向了辉煌。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长恨歌》，揭露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道，玄宗的子孙也不曾因此而文字成狱啊！
皇帝赵顼从软榻站起，朗声而道：“介甫先生析事明澈，析理精深，朕受教矣！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犀相通。净友之谊，决非私情，乃人间至高至美的情谊！”
王安礼放下了一颗惶恐的心，叩头告辞。皇帝赵顼挽王安礼之手而戒之：“卿会，幸勿泄言。朕将从速了结苏轼一案！”王安礼再次重重叩首。
篇十九 汴京 御史台监狱
泪渍纸笔，诗魂在炼狱中升腾着 苏轼超越痛苦的灵魂，在寻觅着另一种人生的境界
御史台监狱，坐落在内城东城街北面的尽头。高耸敦实的灰砖墙垣，圈围着人间一团暴戾之气。监狱门前担任警戒狱卒的顾盼狞恶，又为这团暴戾之气染上了一层沉重的恐怖。监牢屋檐下风动“叮当”的铜铃声，哀哀怨怨地飞出高墙，使这条街巷充塞了阴沉疒参人之感。
苏轼被关押在墙垣中央一座隔绝四邻的牢房里。这间牢房，坚壁如井，阴暗潮湿，铁窗尺许，牢门两重。清晨，阳光从洞窗射入，在昏暗的牢房上空，斜拉起一束亮光，如利剑，如白素，如飘入的一片白幡，它显示着昼夜的更迭，也给人以死亡临近的联想。牢房一角，是一片无床草榻，供苏轼席地而卧。因床高三尺，可借以悬梁自尽，故撤而不设。铁窗之下，特为苏轼增添了两件“奢侈”之物——一盏油灯，昼夜不熄；一张矮几，可供写字。苏轼以诗赋文字犯罪，自然要以文字招供。
看守苏轼牢房的狱卒名叫梁成，年约四十岁，性情和善，木讷寡言，没有一般狱卒那种刁怪和凶狠。也许苏轼案情的特殊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苏轼文人的随和引起了他的好感，也许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每天定时地为苏轼送水解渴。端水洗漱，并取送苏迈进来的饭食竹篮。在面对苏轼的时候，他总是唉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便不再开口。
“幽幽百尺井”的狭窄监牢，用隔绝狱外一切讯息的寂寞，折磨着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苏轼。他不知道京都瓦肆艺伎们为营救他而掀起的演唱浪潮，正在震动着朝廷；他不知道弟弟苏辙为营救他已上表皇上，乞以自身官职，为他赎罪，并已把他的家眷由湖州接到应天府；他不知道吴充、冯京、章惇、王安礼、范镇、张方平等人为营救他而上疏抗争；他更不知道王安石已从千里之外的江宁，把营救他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儿子苏迈是每天三次送膳进狱，但都被狱吏禁步于牢房之外，既看不见儿子的形影，又听不到儿子的声音，自然更不会有狱外的消息传入。他惦念着狱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们，他惦念着京都西冈父亲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仆，他惦念着十年离别、十年挂牵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他惦念着京都熟悉的一切。可他如今能够得到的，只是竹篮里无言的菜蔬饭食。四壁无言，草榻无言，油灯、矮几无言。寂寞凝滞着他天马行空的才思，冰冻着他豪爽奔放的热情，在累日累夜的孤独中，咀嚼着离开人群、失去自由的苦涩，他憋得快要发疯了。
“举止触死壁”的阴森监牢，熬煞人类尊严的狱俗狱规，已使苏轼须发疯长而散乱、衣裳褴褛而污浊。御史台大人们的顺蔓摸瓜、诗文株连，三十九个朋友的文字成党，已使他精神溃散，心力大亏。勒令他“自注《钱塘集》罪思”的用心阴毒，更使他心慌意乱、手脚无措。天日昭昭啊！这一切也许都是命定的，诗词原本就是引人联想、引人猜度的任意物，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强人可以寻得杀人放火，执权者自然可以觅得“讥讽谩上”。诗赋往还，原是诗人、词家之间的常事、趣事，但在御史台大人们的眼睛里，却成了鬼事妖行。苏轼顿足叫苦、仰首而叹，对生的欲念似乎已经淡漠，对死的恐惧似乎已经消失，对仕宦人生的向往已经完全泯灭，在咨嗟怨愤的躯壳里，似乎只留有一颗钟情于诗的灵魂，寻求着超越痛苦的另一种人生境界……
“苦泪渍纸笔”，他跪地屈身于矮几前，守着一盏如豆的灯光，面对《钱塘集》，“剖心露胆”地“自注”着“罪思”，并在这种文字中完成着灵魂新的飞跃。
他知道，御史台大人们这“自注”的招数，是一个居心毒恶的阴谋，是一个陷阱。自注《钱塘集》的一笔一墨、深浅正误，都是逃不出御史台大人们设置的罗网的：白纸黑字的辩解抗争，可以构成“抗拒”之罪：“诚恐诚惶”，可以构成“慢上”之罪；一时不慎，可以构成“死而不悔”之罪；遗忘疏漏，可以构成“避重就轻”之罪；如实招供，也可以构成“借机反攻”之罪。唉，仕宦人生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会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业，却被官场上的诡诈、残忍、利欲、权势腐蚀得变形、变质，变得谎谬、冷酷了。“
他知道，“自注”就是自筑断头台，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愿逃避、躲闪，更不愿矫作辩解、借词推托。“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诗词出于自己之口，落纸于自己之笔，是自己灵魂的袒露，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是功是过？都留给久远的未来，留给未来一个赤条条不带一丝掩饰的“新我”。其实，又何必寄托“新我”呢？当虫食风化了这七尺皮囊之后，真正能够留下的，也许只有这《钱塘集》中一颗飘缈的诗魂了。感谢御史台大人们阴曲莫测的用心，恩赐苏轼以机缘，为这颗飘缈的诗魂更确定地打下苏轼的印记。
无疑“自注”完成之时，就是自己生命了结之日。他不愿拖延时日，给仇者以谈笑之话柄，使亲者延长痛苦的折磨，更不愿混淆是非，作贱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帐。
他在自注“罪思”中，用“史笔”作释，在一部《钱塘集》的字里行间、眉头页脚，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下了每首“讥讽朝政”之作的写作时间、地点，抨击事物、寓意情怀、灵感希冀等详尽文字。
他在自注“罪思”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并对别人的政见作了自认为公正的阐述，清清爽爽，毫不含糊。
他在自注“罪思”中，对自己讥讽朝政不实不妥之处，明确地进行了自我匡正，也继续抨击别人政见实施中的不妥不实。
他在自注“罪思”中，“更加激越地为民间的疾苦呐喊，并仍在讥喻某些”新政“。
当然，他在自注“罪思”中，也继续向他的皇帝袒露着忠耿的心迹，吐露着屈原那种“怨愤而不愿他去”的情怀。
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入狱已六十五天。
这天午后，苏轼跪于矮几前，正在自注《钱塘集》中的最后一首诗作，监牢的门“啷当”一声打开，一个罪犯被狱卒梁成带入牢房。苏轼抬头一看，这个罪犯年约三十岁，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神态中却带有几分矜持。苏轼正欲起身迎接，打个招呼，罪犯却把头一摆，把腋下夹带的一卷被褥铺在牢房一角，纳头躺倒，闭目箝口地歇息了。
狱卒梁成似乎要排除苏轼心中的狐疑，哀叹一声，喃喃叨咕：“牢里都住满了人，先在这里住下吧！能到这里来的人，案情不轻啊……”说着，梁成锁上了牢门离开了。
苏轼望着同室的囚人，心里骤然浮起一种同病相怜之感，由衷地想和新来的囚人说说话、解解闷。但对方毫无理睬之意。苏轼吁叹一声，回过头来，专意进行“自注”。
当苏轼埋头矮几写字的时候，罪犯慢慢地睁开眼睛，偷偷地注视着他。
入夜了。苏轼完成了《钱塘集》“罪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