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不够理想时，便设法加以改良，把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等都用来造纸。这些东西不只容易得到，而且比之原始植物来也便于加工。加工的方法是：先把这些东西搅拌石灰，沤过，再放在石臼中舂，把纤维舂散，然后加水煮烂，掺和胶一类有粘性的物质，使纤维互相溶合成浆糊状，再把浆用细廉均匀地捞出，让它干燥。这样便可得到纸了。
蔡伦用这种方法造纸，造出的纸比先前的好了。他于公元105年（东汉元兴元年）上奏给汉和帝，得到汉和帝的赞赏，并把他的造纸方法推广。因为他曾被封为龙亭侯，这种纸便称为“蔡侯纸”。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他死后在他的故乡建立了“蔡侯墓”，传说墓穴里还留有一只石臼，就是蔡伦生前舂造纸原料用的。至今这座墓还矗立在湖南耒阳县城的蔡子湖畔。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字，是郭沫若的手书。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相传是蔡伦的故宅。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以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左伯造出的纸勾结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
随着纸的广泛应用，造纸范围的原料也扩大了。东晋用稻秆、麦秆造纸，叫“土纸”；又用藤皮造纸，叫“藤纸”或“藤角纸”；北方生长楮树，用楮树皮造纸，叫“楮皮纸”；南方产竹，从宋代开始用竹造纸，叫“竹纸”等等。由于造纸原料范围的扩大，造纸工业自然也就迅速地发展。在魏晋时，已经有人用黄叶汁将纸染成黄色；南北朝时更有青、赤、绿等各种颜色的纸，十分美观。四世纪起，四川、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先后成为有名的纸产地。
六世纪时，造纸技术开始传到国外，最先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唐朝与阿拉伯发生战争，有不少唐兵被阿拉伯俘去。在这些士兵中有造纸工人，他们又把造纸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于是阿拉伯也设立了造纸工厂。以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与摩洛哥，也学到了我国的造纸技术。公元1150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再后来，德国、英国、荷兰也造起纸来了。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项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六、“龙门有灵秀”
──史学家司马迁
潘国基
座落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南原上的司马迁衣冠家和祠，犹如一座古城堡依山而筑，屹立在高高的山梁上。祠里现有碑石六十余块，镌刻着历代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的业绩而撰写的诗文。其中有一块碑刻，为郭沫若写的五言律诗：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这首诗的意思是，龙门这一山清水秀的地方，培育了司马迁这样的人中之龙。司马迁学问渊博，超越前代，他的文章，可算是旷世奇才。可怜天才却遭受到不应有的酷刑，他以满腔怨愤写出《史记》，象长虹一样光彩。司马迁的功业可与孔子相比，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千秋万代流芳。）
诗中推许司马迁渊博的才学，赞颂他蒙受奇冤而发愤著述的崇高精神，讴歌司马迁完成不朽巨著所立下的千秋功业。悠悠往事，有多少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消失。唯独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家，精神与日月争辉，文字同天地共存，至今人们还在纪念他。他留给人们什么呢？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pingyi平意）夏阳（今陕西韩城县西南）人。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他出生在一个仕宦的家庭。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汉代的太史令，主要掌管夫文星历、占卜祭祀、文书记载等事情，属于比较一般的职司。然而，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学、易学和黄老学，是一位著名的学问家。他写过《论六家要旨》的学术论文，将古代的学术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各家的优缺点进行过评论和总结，其中对道家思想尤其推崇。司马谈崇尚道家，与当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显然是针锋相对，独树一帜。他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司马迁在这种家学的熏陶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龙门度过的。龙门在韩城县北，黄河在此地穿过流入平原。这里有一座著名的龙门山，据说当年大禹曾在此穿山疏导黄河。所以这儿既是山清水秀，又是充满神奇幻想的地方。司马迁从小学过耕牧。后来，他随父迁居长安，住在茂乡（今陕西兴平茂陵）刻苦攻读古文。司马迁十岁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籍，曾经向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在这些名儒大师的指导下，他从小就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对许多历史古迹进行实地的考察。他南游江、淮，到过浙江的会稽山，考察了有关禹的传说；同时还探访吴国、越国的旧地，搜集有关的遗闻轶事。他渡沅水、湘水，前往九嶷山搜寻舜葬九嶷山遗迹；又在长沙凭吊屈原自沉的汨罗江。他南登庐山，在那里实地考察了禹疏九江的故地。他到过齐鲁之都，搜集有关孔子和孟子的轶事。后来，他还游览丰沛、彭城等地，采访秦汉之际的人物故事，诸如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人的事迹。司马迁漫游大江南北，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他通过游历访问，实地考察了名山大川，调查各地的风俗民情，搜集许多宝贵资料，对后来《史记》的成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回长安之后，就被任命为郎中（皇帝的近卫官），成为宫廷中的一名官员。当时，汉武帝正致力于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在现在的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先后建立越嶲（xi西）、武都、沈黎、汶山、牂柯（zang ke）等郡。为了加强西汉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111年前后，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奉命出使西南，代表西汉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安抚。司马迁通过出使西南，亲自了解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作出了贡献。
司马迁奉使西南回来，得知父亲病在洛阳，便立即赶赴洛阳探视。不料他见到病危的父亲后，司马谈只留下“无忘吾所欲论著”的遗嘱，就与世长辞了。司马迁悲痛欲绝，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亲的遗志。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正式继任父职，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从此，他利用宫廷图书馆，搜集大量文献资料，为著述《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以满腔热情，开始著述《史记》。他胸怀壮志，夜以继日，勤奋笔耕。但是，这种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短短五年，一场横祸突然袭来，使他陷入了绝境。这就是“李陵案”的发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与名将李陵分兵出击匈奴。李陵率步丰五千人，出居延（今甘肃额济纳旗东）与匈奴三万骑兵相遇，杀敌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立即调来八万骑兵，全力围攻李陵。在这种情况下，李陵转战千里，士卒死伤无数，最后箭尽道绝，救兵又不至，终于被俘投降。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引起朝中一片震动，大臣们都纷纷归罪李陵。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汉武帝立刻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打击李广利，为李陵开脱罪责。结果，司马迁被下狱论罪。第二年，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根据汉代的刑法，死罪可以用钱赎罪，也可受“腐刑”（即宫刑，阉割男子生殖器的一种刑法）抵罪。司马迁家贫，没有钱赎罪，又得不到亲友的接济，终于受了腐剂。
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一切耻辱，“腐刑极矣”！他痛不欲生，曾想自杀。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司马迁壮志未酬，史著未成。当他想到“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终于在冷酷现实面前，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隐忍苟活”，并以古代圣贤发愤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他“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史！
大约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司马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了《史记》的著述。这部史学名著的成书，前后大约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前97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开创一种新的史学编纂方法，使纪传体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同时，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史学思想，《史记》不但有鲜明的政治观点，而且还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还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史记》既记述中国，又载及外国，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死于公元前87年前后，这样，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生只活了五十多岁。
十七、虎豹犀象上阵
──昆阳之战
张习孔
文叔能读书，折节如儒生。
一战摧大敌，顿使河宇平。
上面这首诗是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为歌颂东汉光武帝刘秀写的。文叔是刘秀的字，诗的前两句是赞美刘秀发奋读书；后两句是称颂他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一举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使天下从此安定下来。诗中所说的“一战摧大敌”，就是指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新朝统治的昆阳之战。
王莽末年，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有两支最为突出，这就是威震山东的赤眉军和纵横中原的绿林军。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王莽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些受新莽政权压抑的原西汉王朝宗室刘玄、刘縯和刘秀兄弟等，也纷纷加入到绿林军的行列。公元23年，绿林军接连击破了王莽的十几万荆州兵，又打败了王莽的大将严尤、陈茂率领的另一支部队。接着，绿林军首领王匡指挥汉军主力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王凤率领另一支部队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和郾城（今河南郾城），给新莽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
王莽在长安城里听到昆阳失守、宛城被围和严尤、陈茂战败的消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年三月，王莽命令他的亲信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调各地精兵四十二万人，齐集洛阳，妄图一下子扑灭围攻宛城的汉军（绿林军后称汉军）。他还从各地征集懂得兵法的专门人才，充当军中参谋，让他们按各自所学的兵法，分为六十三家，人数有几百人。此外，王莽还特意挑选了一个身高一丈，名叫巨毋霸的长人，担任垒尉（负责防守营垒的官）。可笑的是，王莽听说巨毋霸会驱使猛兽，就把上林苑打开，放出一大群猛虎、恶豹、犀牛、大象等野兽，让巨毋霸指挥，走在队伍前面，来壮大声势，吓唬汉军。这支貌似强大的神话式的“人兽联军”，号称百万。行军的时候，旌旗蔽天，辎重盖地，黄尘滚滚，千里不绝。五月，王莽的大军在颖川（今河南禹县）和严尤、陈茂的残部合兵一处，如潮水一般地向昆阳涌来。新军的将领个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们以为把汉军歼灭在昆阳城下，只是弹指间的事了。
这时，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汉军将领中有人见新、汉两军众寡悬殊，主张放弃昆阳，散归荆州各地；刘秀反对上述主张，他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现在我们兵少粮缺，敌人兵力强大，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分散兵力，就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谁也不能单独保全。况且我军主力还没有攻下宛城，一时不可能来援救。如果昆阳被新军攻破，我们就拿不下宛城，拿下了也保不住。只要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全完了。”汉军正在议论间，敌人的前锋已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开来。这时，军情十分紧急，大家彼此观望，谁也提不出好的办法来。当时刘秀只有二十九岁，又是一员偏将，在以前的战斗中，也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因此平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在紧急关头，他表现得这样坚定沉着，又能提出一整套御敌方案，人们开始对他的意见表示注意。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王凤、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李轶等十三人，突围出城，到定陵、郾城去调集援兵，夹击新军。
王寻、王邑率领新军，围攻昆阳城，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顽强抵抗。新军大将严尤同汉军作战吃过苦头，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小而坚，不容易一下子打下来。现在汉军的主力在宛城，应该先击败宛城的汉军，到那时昆阳可不攻自下。”王邑骄傲地说：“现在我们统领百万大军，如果连一个小小的昆阳城都攻不下来，那还有什么威风可说呢？”他还疯狂地叫喊：“我一定要血洗昆阳，踏着血迹，前歌后舞地前进，那该多痛快呀！”王寻、王邑使用全部兵力，把昆阳城层层包围起来，命令士兵挖掘地道攻城，并用冲车猛烈地撞击城门。王邑又命新军推出十多丈高的“云车”（专门用来攻城的战车），靠近城墙。云车上的士兵居高临下，对着城中放箭和发射石块。新军的箭矢和石块象雨点般地向城中射来。在新军的猛烈攻击下，汉军坚守危城，顽强抵抗。严尤见昆阳屡攻不下，再次向王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