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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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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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不管吗?”
  “怎么管,谁还能天天管?”村长指着锅,“这都是偷来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点着,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他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把手伸在那口锅上,靠那点火气取暖。
  村长叹口气,说:“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看能不能呼吁一下,给他捐点钱,啥问题都解决了。”
  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
  他们流浪到城市,从捡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聚集起来,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干脆不要床,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十岁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把家电裹起来,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然后打车离开。
  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大家最恨的那个男孩说:“用来砸核桃。”
  “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学功夫”,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他们把偷当娱乐,刚偷过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案子破了,他们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全放了。
  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见到后倒没动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离他上次见,过了几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避开我,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转身对我说:“记者,走啦,去办点事儿。”
  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
  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
  “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
  “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
  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
  那个父亲双亡的十岁孩子,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走了几步,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给了他一百块钱。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
  “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
  “不是,这是你劳动所得,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很辛苦,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我要谢谢你。”
  他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
  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第七章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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