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人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人,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