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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间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