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多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海光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段锡朋律己甚严，近于苦行主义，临终时说：“我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有欠人钱。”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总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有一天，她对陈宪章说：“咱们为国家捐架飞机，你看中不中。”陈问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钱？坦克多少钱吗？飞机，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陈为此改编了一部戏《花木兰》，常香玉在全国跑了两年，义演筹到人民币15亿元，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战斗机。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他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他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有《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曾记自己辛苦创作《早晨从十二点开始》，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又说：“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成舍我从事新闻业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性情第十
革命 女人 书
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响，袁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喜好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
黄兴曾写诗：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向落晖。又诗说：入夜鱼龙空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国诗时，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又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王懿荣爱好文物收藏，他对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陕西等地，游历时总是留连依依，不忍离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说，“东坡说岐山购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傅增湘，字沅叔，为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之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曾由天津赴北京图书馆校书，住馆106天，校书342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王国维叹谓：“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宋教仁认准事理便坚决去做，不为做事做任何掩饰。在民初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袁。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透露：会党头目应某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项，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仍如无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国期间，高语罕、傅斯年、罗家伦、遂子、叶枚等人，在德国游学为邻，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则是信仰上的敌人。高语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所忙多为党务，高深信共产主义，遂子极为反共，因其时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并为一家。然两人表面上亲热，实则貌合神离。遂子回忆说，老高年迈40，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地学者风度，稍为酸气，同志们叫他“高老头子”，浑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对遂子说：“昨夜实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虽可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他无桃色事件。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两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处照相，再向亲友发一份通知，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杨亲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重提君宪。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颠簸，终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说与金教授听，大逻辑学家面对千载难逢良机，选择弃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鲁迅曾经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说：“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性情浪漫，他撞见郭沫若在后园浇水，气忿郭氏的“烟火气太重”。他在情感失意中曾创立“南国电影剧社”，他说：“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
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4个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司徒乔曾画了一张半边是笑脸，半边是哭脸的自画像，他在上面题写了一句话：“含泪画下去啊，蠢人！在艺术的牢狱里过你的一生！”
宗白华赴德国读书时，路过巴黎，朋友们各有功课，不能陪他，而他又不懂一句法国话，居然在巴黎整整游玩了一个月。凡是朋友们未去过的地方，他都去过了。他说：“有什么因难！街道呢？我有地图。用钱呢？我有当了五法郎的票子，我固然不知物价，也弄不清是生丁、法郎（生丁，centimes，1法郎=100生丁），但我有妙法，便是拿一张当五法郎的票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