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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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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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冯玉祥给的评价是:“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陈其美有一口头禅:“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为人题词书赠还爱写以下一类壮词:“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给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五四运动时,李大钊年仅30岁,年轻的教授说:“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3年秋,冯玉祥在任“陆军检阅使”时,原配夫人刘德淑病逝,有些原来抱独身主义的北京姑娘,放弃了永不嫁人的主张,想成为陆军检阅使夫人。冯玉祥选择的方法很特殊。他采取当面考试的办法以定成否。他问对方:“你为什么和我结婚?”许多姑娘羞涩地回答说:“因为你的官儿大,和你结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说:“你是英雄,我爱慕英雄。”这样的回答,冯玉祥将军都是摇头,以表示不可!当马伯援介绍李德全和冯玉祥见面时,问李德全为什么要和他结婚,李德全爽直地说:“上帝怕你办坏事,派我来监督你!”冯对这一回答,频频点头,认为这个女子不凡,随即奠定了两人结婚的基础。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1927年7月,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父亲林良英问她毕业后打算做些什么?她说想考协和医科大学。“协和?那得几年?”“8年吧。”林巧稚故意说得很轻巧。  继母在一旁大声嚷起来:“啊,8年?那得多少钱啊!”“每年总要四五百个大头(银圆)吧。”林巧稚嗫嚅着低下了头。“上大学干什么?女孩儿家,嫁个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20出头的人了,再上8年学,还嫁给谁呀?”继母说。林巧稚倔强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也不嫁!”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鲁迅从不以为在上海“亭子间”的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鲁迅去世前: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说:“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何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捕,他在狱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写诗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上海被解放迫在眉睫,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动身去台湾。林脱口而出的话是:“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
  20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钱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是互不嫌弃
  1962年的夏季,李万春带着内蒙古京剧团进京汇报演出。章诒和受父母命前去登门拜望,告辞的时候,李万春一家人把章送到大门口。李万春握着章诒和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这四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级的四大右派,被统战部圈定为农工党的“章黄李(李)反党集团”。李万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与发配内蒙,皆源于此。章诒和大为感动,一下子哭了。李万春不知所措,李的夫人李砚秀在一旁劝慰道:“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雷震在狱中洠в械屯非ァK募沽菏贾帐峭χ钡摹K墓峭废騺硎怯驳摹T谛锤男胖校担骸拔沂堑拊熘泄返娜耍易孕欧较蚨远ぷ髋Γ返被岣易鲋っ鳌!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蒋勋偶尔路过一家裱褙店,看见台静农的一副对联:“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在蒋眼里:“台先生的字体盘曲扭转,仿佛受极大阻压的线条,努力反抗这阻压而向四边反弹出一种惊人的张力,笔画如刀,锐利地切割茫然虚无的一片空白,”蒋因此震动,“书法在中国已经不是为了视觉享受的艺术,书法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美学”。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自觉第二十
  不愿和人再谈文学
  1898年,曾朴认识了陈季同将军后,方才知道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他曾劝林琴南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但林听不懂他的劝告,他对胡适说:“我在畏卢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姚公鹤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所在,每不准华人之擅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公园禁止华人于理较欠圆转,不得已,就苏州河浜,南自白大桥起,另建华公园,为华人游息之所。此项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树木尚少攀折。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后,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时,杨度拒绝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五大臣出国考察遇刺,绍英受伤较重,端方急欲启程时他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孙中山前妻卢夫人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对人说,对孙先生,“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常识唔够,更唔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先生呢?”
  1920年10月,在梁启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等由北京《晨报》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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