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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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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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10月,在梁启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等由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派到苏俄采访。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调查方法,因为他们并无新闻记者的经验。俞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一度社会上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推荐中医。但是孙中山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讦,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我来剑桥,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任鸿隽曾对新入学的学生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才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雷震在狱中可以看报,但是报纸被切割得厉害,很多地方都成为天窗。雷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这种做法只是掩耳盗铃,重要的新闻,还是可以“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回国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是什么了。”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赵树理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做报告,说农村的情况不像许多作品描写得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他举例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解放后,群众运动不断。葛剑雄曾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葛见谭写得奇快,不像学术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谭长叹一声:“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无非是骂自己吧!”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有人说,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一直含有“应帝王”的成分,随时代政治风气变化而相应改变。但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里,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与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钟开莱对沈从文说:“数学研究到达一定境界,就像文学创作中写抒情诗。”沈从文因此写道:“表达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陈岱孙在北大为他举行的95岁寿辰上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教化第二十一
  坏人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胡林翼年轻时才华崭露,在著名循吏陶澎幕府格外受到青睐,后来成为陶的女婿。胡在陶任两江总督期间,徜徉于秦淮河温柔乡中,陶氏严禁僚属冶游,只是不责备胡林翼,并且说,润之(胡林翼字)他日为国宣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却是预偿以后之劳累的。胡氏后来任湖北巡抚,式马倥偬,军书旁午,力疾从事以至于死。
  沈葆桢少时胆子极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观念,问曰:“你敬仰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回答:“当然敬仰。”沈母随即举例说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万折不挠的故事,问儿子:“你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来的吗?”葆桢说:“他们天生大胆。”沈母说:“不对,因为他们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所以胆子就大了。”随后又经常有意让沈葆桢独自往返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来二去,沈葆桢的胆子也就练大了。
  李鸿章母亲精明能干,她特别“多产”,共生了六子二女。生计窘迫的李文安大感烦恼,写诗发牢骚:“难得多累怨丁添,烦碎高堂问米盐。”她听了以后把眼一瞪:“我教孩子发奋读书,长大后都能成为栋梁之材,哪还怕什么贫穷?”她天生一双大脚,嫁到李家,下田劳作,立下汗马功劳。鸿章兄弟显达后,这双大脚也闹出不少笑话。李作直隶总督,将母亲接来天津同住,各级官吏纷纷设家宴迎请,以示巴结。每当出门坐上八抬大轿,老太太总要将一双大脚伸出帘外,招摇过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成为街议笑料。李面子上下不来,于是苦苦哀求老妈将脚收敛一点。老太太勃然大怒:“你老爸当年也不敢说这般话,没有老娘这双大脚,谁供你们读书做官?”说罢倒头便睡,绝食三天,以示抗议。李只好连跪三天赔罪告饶,从此任凭老妈为所欲为。
  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
  张寿波幼时天资聪颖,过目能诵,24岁时中广东省乡试第七名举人。光绪二十年赴北京,联名“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其母吴太夫人教训他说:“大易,天地闭,贤人隐。汝犹未解耶?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学,以补汝短。”张于是东渡日本求学,后声誉日隆,所到之处,声响非凡,时国事鼎沸,张又投红十字军,其母斥曰:“一代废兴,劫运难测,丝棼难理,纲绝难举,汝宜安分,毌戾祖宗遗教也!”张因此收心。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鲁迅的童年是很寂寞的,他是长子,负担着家庭门楣的重任。但这种对爱的渴求成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色。没有游戏,也没有相应的读物,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他憎恶长妈妈,并不仅因长妈妈踩死了他的隐鼠,还因长妈妈总爱向人群中“切切察察”,总限制鲁迅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鲁迅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多年以后,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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