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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嗔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杨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杨献珍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多一条打狗棍嘛！”当时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荣……”杨献珍跟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书记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值“大跃进”，农村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10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倒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至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
“文革”期间的每天“三祝愿”
“文革”期间，革命人民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作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文革”中，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心中不满。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即今电视遥控器也）。”
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
“梁效”班子分写作组、研究组，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指邓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说：“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20世纪80年代初，韩羽刚调到《河北画苑》任总编时，一次单位组织全体职工去看电影，韩同大家一起上了大轿车，可电影快开演了，车还没有启动的意思。大家自然催促，组织者答复说等总编呢，韩羽闻听，气不打一处来，说什么狗屁总编，架子这么大，让一车人等他。大家当时还不认得韩羽，于是有人也跟着骂开了，正骂得起劲儿，车外的组织者见到车中的韩羽，忙叫道：“韩总编，下边的轿车等了半天了，你怎么在这儿？”韩才知道自己正是挨骂被等的总编，全车人见状，大笑不止。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70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1972年，戴乃迭被释放，杨宪益先于他出狱。戴回到家中，看见杨宪益已经整理好房间，在她的桌子上放了一瓶白兰地，戴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杨宪益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1975年，“四人帮”在“批邓”时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