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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多事之地在吴越。那时列国纷立，相互争霸兼并，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派人为吴人制作兵器，教吴人车战，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遏制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减轻自己的压力，这一招很奏效，搞得楚国焦头烂额。而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的矛盾，鼓动越国从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也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三角国际关系”，文种和范蠡本来商议去吴国，但考虑伍子胥已经在吴国，且声名显赫，如日中天，怕被他压制住了，于是跋山涉水来到越国，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庐趁越王允常新丧，带兵攻打越国，与新任越王勾践在携李大战。在范蠡谋划下，勾践派敢死队上前挑战，敢死队冲到吴军阵前，不待交战，纷纷挥剑自刎，吴军看得心惊胆战。这时越军从侧面偷袭过去，吴军大败，阖庐本人也中箭不治身亡，他死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遗命儿子夫差一定为他报仇。夫差做了吴王，命人在他每天进出宫门时冲他大叫：“夫差，你忘记了父仇吗？”夫差大声回答：“决不敢忘！”于是每天加紧*练水陆两军。
勾践听说此事，不顾范蠡的劝阻决意主动出击，结果被打得大败，只剩下5000残兵被围在会稽山上。面临绝境的勾践，在文种、范蠡的谋划下，数次“卑词厚礼”，收买吴国大臣伯嚭，请求夫差放一条生路。文种“膝行顿首”见夫差，换来夫差罢兵而归。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在范蠡、文种的辅佐下，实施了一系列计策，其中一条就是美人计，这是文种的“损招”：“臣启主公，臣闻五色令人目眩，故妙舞清歌，害人之谋，蛾眉皓齿，伐性之斧。为今之计，须选美女，进上吴王……”后来范蠡找到了西施，据说两人一见钟情，但范蠡还是把她送到了吴国。夫差对西施神魂颠倒，为她大兴土木，并因此对奸臣伯嚭更加信任，对越国彻底放了心。过了一年，在西施的撺掇之下，吴王夫差准备发兵攻打齐国。这正中越国的下怀。勾践就亲率官员前去朝贺，赠送大批礼物。夫差被捧得得意非凡，加上出兵之后果然得胜凯旋，愈加踌躇满志。吴国的老臣伍子胥，一直就对越国的阴谋有所洞察，出兵攻齐之前，他是唯一的反对者。夫差回来后见他仍然反复饶舌劝谏，大怒，竟然朝伍子胥脸上吐唾沫，加之以痛骂。
伍子胥也愤怒了，说：“大王不听劝阻，过不了三年，吴国必然会被越国攻破。”夫差被伍子胥的不敬惹得怒不可遏，再加上西施一旁撩拨，就赐死了伍子胥。
伍子胥死后，吴国朝政更加腐败昏暗，而越国则暗中把“刀”磨得锋利。
勾践采用文种和范蠡的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前后用了22年的时间，越军终于在范蠡的率领下把夫差围在了姑苏山上。这次轮到夫差派人“卑词厚礼”，“膝行”求和了，勾践有点儿心软，而范蠡则继续进攻，夫差不得已自杀身亡。
越国君臣在实现了灭吴兴越的大业以后，又乘胜北上，会诸侯于徐州，继吴之后号称霸主。越国国势达到鼎盛。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恩荣无比，功成名就。
文种和范蠡离开平静的南阳，投身越国，苦心谋划20多年，终于掀起了滔天巨浪。
三、“下海经商”成了商圣。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观察到这一细节，立刻开始思索：勾践为灭吴兴越，不惜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如今如愿以偿，功成名就，只怕自己盛名之下，难以久留，如不急流勇退，日后恐无葬身之地。自己一身谋略，“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乘扁舟浮于江湖，改名换姓，开始了“下海经商”的新生活。
范蠡归隐后曾写信给大夫文种，说了一段后世非常有名的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得信后称病不朝，却没有果断离去。后来勾践听信谗言，命文种自杀。文种叹道：“我懊悔没有听范蠡的话，才落得今天的下场！”
西施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是她感觉已为国尽忠，但对不起百般疼爱她的夫差，又无颜见范蠡，于是投湖自尽；一是范蠡找到了她，两人泛舟五湖，成了一对神仙眷侣。相传范蠡、西施曾寓居宜兴，今天的蠡墅就是他们当年居住过的地方，而江苏一些地方的“施荡桥”、“西施荡”等名称也都与范蠡、西施有关。历来道学家都愿意相信前一种说法，而文人则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至于读者喜欢相信哪一种，要看你是喜欢悲剧还是喜欢喜剧了。
范蠡“乘舟浮以行”，来到齐国，改姓名鸱夷子皮，开荒种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国人听说了他，赶紧任命他作齐国丞相。可是他不久就辞去相位，迁居陶地，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
相传范蠡还是十六两老秤的发明者。据说当时为了设置秤的度量衡单位，范蠡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组成了十六两秤的“秤星”，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这种十六两秤，一用就是两千多年。在民间，范蠡被尊为财神。南方很多百姓家里敬财神，都是一文一武，武财神是赵公明，文财神就是范蠡。
在功成身退之后又用他的经济思想从事经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巨富，史称陶朱公，“陶朱”便成为巨富的代名词。范蠡成为后世商人供奉的偶像，谓之“商圣”。
范蠡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从楚到越，由越到齐，大起大落。由布衣客到上将军，由流亡者到大富翁，范蠡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宏远的谋略辅佐勾践兴复濒于灭亡的越国，灭亡称霸诸侯的吴国，创造了扶危定倾的奇迹，以“勇而善谋”、“能屈能伸”著称于世。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称得上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奇才、谋略家。
第六卷 风云开阖 第554章 王国庆自比范蠡
编外四大家的成员也许并不知道，范蠡也是王国庆非常佩服的奇人。（_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人无疑都是最为成功的。但历史上对这个人的记载和评价又少之又少，似乎中国历史的主流并没有完全接纳这范蠡这个人。从这两方面考量，王国庆又觉得，他的命运和范蠡这个人又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也在自比范蠡，琢磨范蠡。
兴一国，灭一国。“兵圣”孙武没做到，“智圣”诸葛亮没做到。两人几乎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到五十出头。范蠡做到了。他不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还善于“保存自己”，直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在K省的官场上，韩华华、汪大洋、左中右、李大海这些表面上的风云人物，到底一个也没有能超过他王国庆的。就连那个以长者自居的黄菊仙，又如何呢？还有省委书记白中杰，除了目前的官位高于自己以外，其它各方面哪一点又胜过他王国庆呢？更何况，下一步，他王国庆还很有可能接手省委书记这一职务。到那时，他就是K省政坛上无往不胜的范蠡啊！
官至相国、大将军，爵至上大夫，毅然辞去。伍子胥没有想过，文种没有决心，两人均被“赐死”。范蠡激流勇退，“悄然而去”，说出了“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名言，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主动辞官的第一人。在这一点上，王国庆承认，他身上没有范蠡的这种气度。因为他对权力看得太重了。也许是时代不同了，他感觉当今社会的官本位不仅没有消弱，反而有加强的迹象。权力，他是不会主动放手的。但他可以保证的是，他不会像韩华华、左中右、李大海那样，被别人夺了权力。权力被夺了，自己还蒙在鼓里。
治产经商，富至巨万。同代人望尘莫及，后代人难望其项背。范蠡身体力行，饲养五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总结一套管理术，专著《致富奇书》填补历史空白。提出“物价贵贱随供求关系变化”之理论，开认识价值规律之先河。后人对富翁以“陶朱公”相称，即由范蠡而来。在这一点上，王国庆觉得他们这些当代的官员和范蠡没有可比性，谈不上孰优孰劣。范蠡是辞职以后凭技术成了大富豪，他们这些当代的官员们是靠手中的权力赢得了巨大的财富。可以范蠡也想不到，不用辞官，照样可以成为巨富的。如果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他就不会辞官了。
范蠡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堪称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界圣星（民间商人范蠡为财神）。他的重人重谷、韬光养晦、兴国方略至今仍可借鉴；他的持久防御、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军事思想至今熠熠生辉；他主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先富带后富的经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在一点上，王国庆也承认，他自己虽然也有一套成熟的哲学，却不能公之于众。因为他的哲学是官场哲学，是自己多年以来悟出来的。在为官方面，他的哲学又主要体现在谋人方面，在谋事方面考虑得相对要少一些。可以说，他王国庆的哲学是一门有重大理论缺陷却十分管用的官场哲学。可惜了，他的这套实用哲学，也许要被他带到坟墓里去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另人奇怪，像范蠡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传奇人物竟然成了主流社会的另类。
一是史无传。太史公司马迁尽管对范蠡十分赞赏，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肯定他“富行其德”的高尚品德，但并没有单独为他立传。只在《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中作为“附件”提到范蠡，“待遇”还不及“酷吏”“游侠”“滑稽”者。其他史家史书更不用说了。王国庆也知道，自己不属于那些创造和改变历史的人物，他死以后，在历史上也绝对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有时候，王国庆也有些悲观。他这一生，如果能够平安去职、寿终正寝，就属于烧高香了。
二是书绝版。范蠡生前写有不少专著，兵法、经商全有，甚至养鱼亦有“养鱼经”。可惜他的“兵法”只在《汉书？艺文志》上保留一个《范蠡（兵法）两篇》的题目。阐述经商之道的《致富奇书》，也只在其他史籍中看到书目，无法看到两部宏著的全文。人们研究范蠡，只能从《史记》、《国语》等典籍有关部分，捕捉其闪光思想，吸收有价值的信息。他王国庆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官场哲学无法示人，只能自生自灭于自己的胸中。也许，只有身边的那些有心人，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从政谋人的经验来。
三地无物。国人对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修缮、重建、新建人物生前故居、官邸；或在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立石刻碑。一个孔夫子，全国有文庙；一个诸葛亮，多处武侯祠，就是明证。范蠡没有这样纪念性建筑物。他老家南阳没有，他生活、战斗过的浙、苏、鲁等地也没有。虽然华东等处有“蠡城”、“蠡口”、“蠡园”等，但除了地名，并无实际内容。“蠡园”中树起的不是范蠡塑像，而是美女西施。范公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王国庆想，自己在这一点上会和范蠡的命运是一样的。他王国庆不属于历史人物，他身后不会有什么纪念馆之类东西。顶多，在他的家乡，山阳市西山县王家川，会有一后人指着他们家的房子说：“看，这就是当年省委书记王国庆家的老宅子！”有时候，王国庆也感叹自己生不逢世。以他的能耐，如果他和孙中山同期，或与小平同志他们同期，生于乱世，说不定他就能成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可惜，他生在和平时代。能走到今天，也就很不容易了。
王国庆也在想，范蠡在历史上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待遇呢？大概是范蠡犯了古代为官为人的三个大忌。
一是不愚忠。封建文化需要大臣的“忠”达不到“愚”不行。亡国可以，不忠君不行，这就是“标准”。符合“标准”的典型是贯彻“终身制”的诸葛亮。明明看出后主刘禅是个窝囊废，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蠡看出勾践阴险狠毒，“不欲功于臣下，疑忌之心已见”，不可再处，一甩袖子把相国辞了。“晚节不忠”，犯了大忌。生前身后遭贬，就一点不奇怪了。时至今日，应以新眼光审视“忠”字，提倡“忠于事业”的典型。范蠡正是这样的楷模。他不把个人进退荣辱系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寄托在事业上、对社会的贡献上。治国成功，又去经商，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
二是不清贫。传统文化，是歌颂“隐士”的。不居庙堂，就退隐山林，或吟诗作赋，或修道成仙，脱离百姓生活才高尚。“相国级”的汉初三杰之一、留侯张良功成身退，云游名山，修炼气功，后人倍加称颂。至今秦岭留坝尚有规模宏伟的张良庙，供人瞻仰追念。范蠡辞官，若真是“泛游三江五湖”，无所事事，名望恐怕不亚于张良。他不愿老死山林，毅然选择“士农工商”的第四等级职业，亲自饲养贩卖五畜，以“酒囊皮子”俗名，和“下里巴人”滚在一起，大失身份，犯了“不清贫”的大忌。尽管人们羡慕他的富有，但却羞于谈他经商之道、致富业绩，更不用说为他树碑立传建庙了。重官轻商，是中国文明历史一大悲哀，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在终于认识到“无商不富”的今天，更应该为范蠡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