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主题性板块推出，甚至形成了一个拍卖品牌。据统计，专场平均成交率达到80％，远远高于书画、瓷器等成交率，在拍卖行各专场中名列前茅。
吴天放深知，中国绘画承担着净化灵魂、启迪思想的文化责任。讴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始终是中国绘画创作中一缕灿烂的阳光。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出理想主义的情怀，歌颂了英雄主义和时代正气。红色经典在继承优良传统中寻找艺术风格和绘画语言的创新，体现了可贵的艺术追求。红色经典之作在美术史上无与伦比。陈逸飞的《攻占总统府》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所藏，当年陈逸飞和魏景山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此幅油画的创作：先做出雕塑，再采用一种俯瞰的方式来绘画，开创了油画创作的新形式。作品最为真切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我国美术界的巨匠们用经典油画串联起一部活生生的革命史。每一幅油画背后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营造艺术张力最恰当、最精准的就是“重大题材场景画”。画家敏锐地抓住瞬间的情态，英雄形象如同石雕造型，传奇色彩的故事，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使得场景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鲜明得宛如身临其境。场景升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为美术创作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红色题材”的中国画，反映出在传统基础上推进和拓展的过程。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黄胄、石鲁、黄永玉等，可谓大师云集，名作荟萃。他们的著名作品，被印刷复制无数版次，影响巨大，艺术水平高超，是当之无愧的红色经典作品。国画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肩负着社会功能，表现历史、歌颂领袖与英雄模范、鼓舞干劲成为绘画的主题，“社会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人物画是这一时期油画创作的主流。强烈的意识形态、鲜明的时代烙印，是这一时期国画的特点，被后人称为“新中国美术”，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是“新中国美术”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红色题材”画从风格到技法到意境往往别开生面，这在大师们的“诗意”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吴冠中的《北国风光》，先有思想，后有意境，就好像拍电影之前先有了电影脚本，据此演绎发挥。看似没有主题，且焦点非常散，观众的目光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随意移动，在那浩浩荡荡的波涌中，去接天连地，去领会“诗意”。
吴天放觉得，当代画家们创作的反映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的画作是太少太少了。他到汶川一线去，就是要创作出一幅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精神与艺术创新的好作品来。
在自己的作品中，吴天放想，未尝不可以出现总书记、国家总理的身影。
第七卷 风云变色 第641章 读万卷书
当前，针对四川等地的抢险与灾后重建工作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央巡视组，目前也不再到各地去巡视了。他们现在搞的是室内的案头工作，整理一些材料，研究一些制度。作为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天然，这个时候，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了。
特别是王聪聪已经去四川救灾一线了，吴天然也把吴克非在幼儿园里的生活改成了月托。这样以来，吴天然就有了大把读书的时间。
如前所述，到北京的这两年，吴天然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除了研读李瑞环同志的几本哲学著作外，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工程。那就是要几年的时间，把中国的二十四史通读一遍。
吴天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也是受到了李瑞环同志刻苦读书的影响。当然了，吴天然自己本身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吴天然来到中组部以后，接触到了不少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越是能力强的领导人，越是爱读书、爱思考。是啊，没有一个读书——思考——联系，再读书、再思考、再联系的反复过程，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成长、会成熟呢？
吴天然已经下了决心，一年看不完就两年，两年看不完就三年、五年，直到看完为至。
读史可以明智，以史为鉴赏，可以知兴替。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吴天然终于把“前四史”研读了一遍。前四史是二十四史的精华：包括《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四部煌煌巨著。
四部史书看下来，吴天然觉得真的有一种荡气回肠、心明眼亮的舒畅感。特别是对于司马迁用毕生心血所著的《史记》，吴天然更是连读了5遍。
对于前四史，吴天然一边读还一边写读书笔记。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有很多史料，就是出自于前四史。对于《鲁迅全集》，我们已经知道，吴天然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通读了一遍。参加工作后，他又读了两遍。在读史的过程中，吴天然又想到了久违了的鲁迅先生。
在读罢前四史，吴天然就又简单地翻阅了一下《鲁迅全集》。这一次，他还花了一些时间，对鲁迅先生一生的收入情况进行了统计。他发现，鲁迅并不想很多人想像的那么贫困。就他目前的经济现状讲，还远不如鲁迅先生富有。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但通过《鲁迅全集》，吴天然基本上算清了鲁迅24年的收入帐，鲁迅先生的收入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多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洋；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一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其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大约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生活，“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每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两万多圆应得版税。
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主要经济来源。
上面只是对鲁迅先生收入的罗列，吴天然经过汇总，把整个统计结果做了一个小结。
1912年春—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圆。
那么，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鲁迅2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多少钱呢？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一块银洋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35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今人民币30元。
这样换算下来，鲁迅的收入情况就比较明白了。
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9000多元；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7。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4万多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26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两万元以上。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
（如果还不是很清楚，可以这样粗略地算：鲁迅24年的月工资平均为500大洋，约合今天的1。5万元。月工资1。5万，基本上是省委书记王国庆的两倍了。）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鲁迅先生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鲁迅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占他总收入的19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吴天然觉得，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令吴天然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
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平均每年相当于今17万元人民币、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当然了，鲁迅手里的这400多万元可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著作600万字（含杂文集16本），辑校和书信400万字。
能作一个独立的自由撰稿人该有多好，可惜他吴天然今生今世是无法独立，也无法自由了。
第七卷 风云变色 第642章 行万里路
吴天放到达成都后，发现到处都是忙碌的抢救场面。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画家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称职的志愿者。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去帮忙。有时候，一天就会忙上十几个小时。直到6月3日这一天，他才决定深入到汶川去看一看，多跑一些地方。一个画家，虽然是用手来创作的，但从某种程度来讲，作品也是靠双腿跑出来的。不行万里路，胸中哪里会有丘壑？吴天放就准备多拍些照片，多搞些写生，为他以后的创作积累素材。为了有助于随后的回忆，吴天放记起了日志。
6月3日，星期二。
凌晨2点，在成都的临时性工作终于结束。泡了碗宾馆里的方便面，边吃边上网查看四川地震的滚动新闻，然后整理行囊。4点多钟，昏昏睡去。
早8点，还未起床，司机熊师傅就如约而至。遂在博客上匆匆留了言，洗漱完毕，与熊师傅出宾馆，驱车往成都市正西方向而去。按着事先的计划，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崇州市怀远镇鸡冠山乡，熊师傅说那里是5？12大地震重灾区之一，鸡冠山乡房屋倒塌最为严重，伤亡很多，而怀远镇的中心学校，整个一座四层高的教学楼夷为平地，英语教师吴忠红为救护学生而遇难。
出成都市区，驶上成温高速公路，偶尔可见写有抗震救灾标语的运输车辆疾行，进入崇州市区便不断看到公路两旁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帐篷，但很少见到损坏的房屋，似乎只有一个白灰厂的围墙和烟囱有明显裂痕。
12点，车到怀远镇。与中国其他很多小城镇一样，这里亦是一片杂闹。街道狭窄，却有很多摩托车三轮车奔来跑去，商店饭馆粮站邮局电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