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孔子讲的“为己”和“为人”这两方面有一种双重意义的成功，中国主流文化认为这是一种大成功。
什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天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有句话说“人非圣贤”，人既然不是圣贤，故而圣人是永远做不成的。所以严格地说，“内圣”只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不断向圣人的标准去靠拢，也就是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并不是说要你去做圣人。“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１４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出自于《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某一个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有传之久远的业绩，即可称为不朽之人。当然这里也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若一个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话，也就是三者并举，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１０００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吴天然想，内圣外王，虽然今天的标准和内容与古人有所区别，但还是说到了修养的点子上。）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中能发现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耕读之家。所谓的耕读之家，就是家里有读书人的种田家庭，又耕又读。这在湖南的农村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曾家与一般的耕读之家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几点。
第一，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还在，直到５岁的时候，曾祖父才去世。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比自己的丈夫大，这是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７岁，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小５岁。
第三，他的父亲考秀才，考了１７次，到４３岁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亲，但他不是，他认为祖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国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国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５岁发蒙，２３岁中秀才，２４岁中举，２８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从偏远的乡村进入京师做官的人不少，这还算不上很特别。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过去有一句话，说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表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于众。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它甚至认为“不诚无物”。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舆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视社会舆论、口碑，重视老百姓对你的看法。“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谨”就是指谨慎。“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许多人都认为，修身是很空疏的东西，办事靠的是才干和实力。但是我们纵观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可知这五个字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别是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的作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
（吴天然想，看来，坚持写笔记的人不光是他吴天然啊！）
曾国藩“慎独”慎到什么地步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这就是曾氏当时的“慎独”。
就在这时，他为自己立下志向。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志向。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发了这个誓言：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下面又讲：“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贯的志向。这是曾国藩修身立下的志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志。与他后来大半生的事业比，这只能算是小的。但即便是小志，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来说，仍然值得借鉴。
（吴天然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这虽然只是为官的一条底线，但也是最难做到的一条。可以说是为官者的一块试金石。）
第十卷 风云无形 第919章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在吴天然看来，立志是修身、成功的前提。**泡！书。吧*人无志，则万事皆休。
除了当官不发财这一相对较小的志向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储才养望。储才就是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养望就是培养自己的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曾国藩靠什么来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较容易，接受报纸、电视的采访，很快全国就知道了。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主要以诗文和奏折来达到养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诩的是诗文。３０岁出头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诗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只是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类人来与他谈论。那时候在北京官场士林中间，他的每一篇诗作出来，便有很多人争相传抄、争相阅读。在文人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朝廷上奏章。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于时间关系，我只举一个例子。他在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所谓“退缩”，就是不担担子，遇到事情往后退。“琐屑”就是只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个字：“敷衍、颟顸”。“敷衍”就是应付上级，自己不去动脑子，应付了事。“颟顸”就是糊涂。你问他，一问三不知，问钱粮不知道，问税收不知道，问老百姓的情况不知道。他说，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太平军势如破竹，文武官员哪怕是钦差大臣拿着皇帝送的尚方宝剑也没有用，真的就是曾国藩讲的“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体制内没有人才，要靠曾国藩从体制外去寻找人才，自立一支军队。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事情，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公司，是体制外的东西。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曾国藩讲自从道光皇帝晚期以来，朝政非常疲沓，“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言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员，司道指地方官员。“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已经成风气，大家都不谈。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面引导君王。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朗晴天来。这是知识界对他的反应。就这样，曾国藩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过“修、立、储、望”，曾氏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政坛上的杰出人才。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３７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３７岁官居二品的官员，空前绝后，就他一个人。不久正式做礼部侍郎，后来又先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运非常之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世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放下杂志，吴天然有些为曾国藩击节赞叹了。在自我修持上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
（二）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末，一个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４３位团练大臣。什么是团练�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