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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阿布杜拉赛的话我是赞成的。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为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辩解。这问题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认，我则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这样一来，我到那里不过几天，这件事便为我在南非做了一次意外的广告。有的人支持我，也有人严厉批评我的冒昧。
事实上在我旅居南非期间，我差不多一直戴着印度头巾。
我在南非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根本不戴头饰，以后再谈吧。
第八章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不久，我就和住在杜尔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认识了他，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已故的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访问过印度的南非代表团团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已故已希·罗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这几位朋友，当时除了做生意以外，从无往来，后来却有了密切的交往。关于他们的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当我正在这样扩大我的交游范围的时候，这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的一封信，说是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官司，还说阿布杜拉赛应当亲自到比勒托里亚，或者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赛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还问我愿不愿意上比勒托里亚去。我说：“只有等我从你那里弄清楚了这件案子，我才好说话。现在我还不明白到那里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开始研究这件案子，便感到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学起。我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曾到法庭去见识见识那里的工作。有一个波希律师正在考查一个证人，问他账本子里的许多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一点也不懂。我在学校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所要处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关账目的问题。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说明当中的问题。那个职员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觉得越来越糊涂。我不懂P。Noto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这个字，只好求教于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加以研究。这倒给了我一些信心。我终于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赛本来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际知识可以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上比勒托里亚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道。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的律师，他会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写几封信给那里的弥曼朋友，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托里亚有很大的势力。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私人通讯，对我们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混熟了，对我们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在法庭以外解决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本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提到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赛感到有点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算是彼此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白象”了。所以他说：
“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很清楚。铁布赛不是一个随便就能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这方面有一点点粗心大意，他就会钻尽我们所有的空子，把我们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么举动，请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你不必操心。”我说。“我不需要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需要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议来一个谅解，免得引起一场不必要的诉讼。”
我到了杜尔班不过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如果需要卧铺，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一定要我订卧铺，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五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警告我说：“小心点，这里不同印度。谢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请你不要吝啬。”
我谢谢他，并请他不必操心。
火车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卧铺照例是在这一站给的。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铺。我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他便走了。可是跟着便来了一个乘客，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便不高兴起来。他马上走开，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一言不发，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贷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一张头等车票呀。”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我告诉你，他们在杜尔班就准许我坐这个车厢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决不能自动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保管。
当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冷得特别厉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却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房里没有灯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讲话。
我开始想到我的职责。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寻求的伸雪不过是要把种族偏见加以消除罢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来看我，把他们所遇到的苦处告诉我，并且解释说，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烦。那一天就这样听着他们诉苦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有一个给我定下的床位。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杜尔班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第九章 更多的苦头
火车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过一个电报。
然而那个经纪人却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一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驳。其实他内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苦力”，而且样子象个生客，那个被叫做“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马车两边本来有两个座位，领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还是忍受为妙。我不能强迫自己坐到车厢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虽然极为忿怨，却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恐惧地而又颤抖地对他说：“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当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这一点我办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拉住车厢的铜拦杆，即使我的腕骨断了，也决不松手。这情景乘客们全看见了——那个家伙一面骂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有几个乘客怜悯起来，嚷道：“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点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还骂了我一顿，便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踏脚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窝里急速地跳着，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家伙不时以怒目相视，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求上帝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史丹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到这里来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自然很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我。
我想把这件事的经过通知驿车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请他注意他的手下对我的恐吓。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的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安抵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既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称。我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我到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他对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
“为什么？”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说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头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我请人去弄一份铁路规章来看，发现里面是有漏洞的。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尤其如此。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总共也不过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注意，这样做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是同意我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送了一张条子。我在条子上说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我在信上还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图的。我想，如果站长来一个书面答复，他一定说个“不”字，尤其是因为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他，和他谈谈，可能的话还要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到车站上去，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他问道。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