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必为他们的分数而操心，而且以我的体验来说，他们在英国或南非所能够得到的矫揉造作的教育，绝不会教导他们象今天他们生活中所显示的那种纯朴和为人服务的精神，而他们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成为我的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我虽然不能给予他们文字教育，使得他们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满意，但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过去时，我并不认为我没有尽力承担我的责任。我没有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也不感觉遗憾。我总感到今天在我长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良的脾气，正是我自己未受训练和不成体统的早年生活的反映。我把当年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纵不羁的一个阶段。这很象我的长子在那些给人印象最深的岁月里的表现，他自然不承认这些年正和我放纵不羁和毫无经验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反而相信当时倒是我生平最光明的时刻，而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由于幻想，误以为开明。他怎么想只有随他便了。为什么他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觉醒的一个阶段，而后期的生活则是代表急进的变化、幻想和自负的年代呢？朋友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我给孩子们一种学院式的教育，又有什么害处呢？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剪断他们的翅膀？我为什么要阻碍他们考取学位和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涯？
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我和无数的学生有过接触。我自己或者通过别人，总是试图把我的教育“癖好”也应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效果。我认为很多青年今天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当，我并不认为他们比我的儿子好多少，有多少东西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
然而我的体验的最终结果却还孕育在未来。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文明史的研究者，对于有纪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能有一个衡量，同时对于父母生活中的变化在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有所估计。我写这一章的目的不在于表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在体验真理的时候，要有多大的耐性；同时还要表明：信奉自由的人需要付出那位严峻的女神所要求的牺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并且满足于我能给予我的孩子们以别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话，我就会剥夺他们因牺牲文字教育而得到的自由和自尊的学习课题。而当需要就自由与学习之间加以选择的时候，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劝导过那些我从奴隶的城池——中学和大学——中呼唤出来的青年：与其套在奴隶的锁链中去寻求文字教育，还不如目不识丁、为自由而冲出囹圄。如今他们该可以找到我这个劝导的渊源了吧。
第六章 服务精神
我的业务大有进展，但是远不能使我满意。每当一个麻疯病人来到我的门前的时候，进一步简化我的生活和替同胞多做点具体的服务工作等问题就一直使我感觉激动不安。我不忍心给他吃一顿饭就打发他走。所以我收容他住下来，为他的伤痛敷药，并且开始照料他。我不能这样无尽无休地做下去，我担负不了，我缺少永久收留他的意志。于是我把他送到政府的医院里去当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感觉不安。我盼望做一些永久性的慈善工作。布斯医师是圣爱丹教会的会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免费为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的捐献，我们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医院，由布斯医师负责。我非常希望到这个医院里当一名护士。配药的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钟头，我决心每天从事务所里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担任医院药房药剂师的工作。我的业务大部分是事务所的工作，出证书和公断。自然，在县法院里，我也常常有一些案子，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和我一齐到南非来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住在一起，我不在的时候工作便由他处理。因此我有时间去为这个小医院服务：每天早上两个钟头，包括来往走路的时间。这个工作多少使我心安。它包括问清病人的意见，向医生说明事实，配发药方。这使我和印度病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大部分是契约工人，也有泰米尔人、德鲁古人、北印度人。
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用处，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而能担当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抚养孩子的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是在南非生的，我在医院的服务工作对于解决养育他们的问题，是很有用的。我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不竭的泉源。我的妻子和我商定在她生产的时候，应当给她最好的医药帮助，但是如果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使我们陷入危境，我又怎么办呢？所以护士一定要一个印度人，可是在南非要找一个有训练的印度护士，其困难情况实不亚于印度。于是我便研究有关安全分娩的必要知识。我阅读特立普望达斯医师的著作《母亲须知》，而且照书中的指点照料我的两个孩子，把我从别的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全都用上了。我找了一个护士——每次不过两个月——主要的是帮助我的妻子，而不是照料婴孩；照料婴孩的工作是我亲自干的。
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对我进行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阵痛突然而来，一时找不到医生，找接生婆也花了不少时候，就算她在场，她也不能帮助接生。我得从头到尾照料孩子的安全诞生。我对特立普望达斯的著作的细心研读，给了我一种无法估量的帮助。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适当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有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一般知识。我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使我步步都得到了好处。如果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利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就不会享有他们今天所有的一般健康。我们抱着一种迷信，认为孩子在五岁以前没有什么可学的。相反的，事实上孩子在五岁以前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五岁以后学不到的。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的时候。父母怀孩子的时候，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状态都反应在孩子身上。所以妊娠期间，胎儿总是不断受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的影响，自然也受她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下来以后，孩子便摹仿父母，而且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的成长完全依赖于父母。
夫妇双方认识了这些事情，就永不会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当他们想要有子女的时候，才可以为之。有人相信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功能，就象睡眠和饮食一样必不可少，我认为这种想法之无知达到了顶点。人世是依靠传代的行为而存在，而由于人间是上帝的游戏场和他的光荣的反映，传代的行为必须为了人世之有秩序的成长而加以节制。凡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性欲，用子孙体力上、精神上的福利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并且使这种知识加惠于他的后代。
第七章 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到了我开始认真考虑奉行“禁欲”誓言的时候了。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生活，我认为忠于妻子是我热爱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以后，我认识到实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对我妻子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不敢肯定，我的思想所以朝那个方向发展，是由于什么环境造成的，或者是受了那一本书的启发，不过我还记得主导的因素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关于这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还记得我和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大为赞扬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我看过一本书谈到葛莱斯顿夫人甚至在葛莱斯顿先生①出席下院的时候，还坚持弄茶给他喝，而这便成为这一对光辉的夫妇生活中的一种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调和。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位诗人，顺便赞扬了这种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究竟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真诚的侍候——如果撇开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不谈？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而以同样的关怀待他，你又觉得怎样？难道我们没有见过象这样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吗？假如你发现有一个男仆人也有同样的诚爱，你是不是也会象喜欢葛莱斯顿夫人那样赞美他呢？请你想一想我的这番话吧。”
①葛莱斯顿（Gladstone 1809—1898）系英国政治家——译注。
赖昌德巴伊也是有妇之夫。我记得他的话在当时听来有些刺耳，但是无可抗拒地抓住了我，我觉得一个仆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一千倍地更值得颂扬，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这种忠诚是极为自然的。但是主仆之间，却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够达到同等的忠诚。这位诗人的观点开始逐潮在我心里成长。
那么，我反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实是不是在于使我的妻子变成我发泄性欲的工具呢？只要我还是性欲的奴隶，我的忠实就一文不值。说句公道话，我的妻子对我从来不加引诱，所以只要我愿意，我发誓禁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唯一的障碍是我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的吸引。
纵然在这件事上我下了决心以后，也还有过两次失败了。我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努力的动机还不是最高尚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国的时候，读过一点关于避孕的书。我在有关素食那一章，已经谈过艾林生医师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如果说它对我有过一时的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那种办法——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强运用内心的努力，即自制的办法，却有更大的影响，后来我就遵循了这种办法。所以，因为我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我便开始致力于自制。这个任务有无数的困难。我们开始分床睡觉。我只有在当天的工作已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上床睡觉。所有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正是那些不成功的尝试的结果。
最后的解决办法迟至1906年才想出来。那时，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没有开始；我丝毫也没有想到它的来临。波耳战争以后不久，纳塔耳发生了朱鲁人的“叛乱”，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我感到在那种情况下我应当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献议被接受了，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然而这个工作却使我强烈地朝自制方向考虑，而且按照我的习惯我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和同事们商量。生育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孩子的照料是和为公众服务矛盾的，这已成为我的信念。在“叛乱”期间，我为了服役不得不撤销我在约翰内斯堡的门户。我服役之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放弃我曾特别细心布置过的房子。我带着妻儿到凤凰村，领着分配给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的艰苦的行军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用这种办法献身为印度侨团服务，我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要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摆脱家事的生活。
这次“叛乱”不过占去了我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却成了我生平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越发明朗地在我心里成长。我认识到一种誓言，远非禁闭真正的自由之门，而是把它打开了。我到这个时候所以还没有什么成就，就因为我的意志还薄弱，自己还缺乏信心，对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总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海洋上。我认识到一个不敢起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之中，而一个受誓言约束的人，却象摆脱了荒淫的生活而达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约束”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它反映了一种追求想要避免的事物的不可告人的欲望。要不然，为什么这样难于作最后的决定呢？我发誓要逃脱自知将要害我的蟒蛇，而不光是努力逃避而已。我知道单靠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单靠努力意味着不认识蟒蛇一定会害我的肯定的事实。所以如果我只满足于人力，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认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我的看法将来改变了，我怎能以誓言束缚自己呢？”这种疑虑时常使我犹豫不定。可是那种疑虑也显示了对于必须抛弃一种特殊的事物这一点，还缺乏清楚的理解。这就是尼斯古兰纳所以这样唱的原因。
抛弃而不厌恶，是很难持久的。
所以一旦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成为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第八章 禁欲（下）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之后，我于1906年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一直到发誓的时候才和妻子商量，以前从来没有把我的想法和她谈过，她没有意见，但是我在作最后努力时，却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没有必要的力量，我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欲呢？消除和妻子的肉体关系，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怀着对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心开始了新的体验。
当我回顾发誓以来这二十年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奇妙的情怀。我自1901年以来就已开始实行自制，多少有些成就。但是在1906年以前，我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发誓以后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和乐观。我在发誓以前，随时有被诱惑所征服的可能。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反抗诱惑的一种可靠的武器。“禁欲”的伟大潜力对我来说，是日益显著了，我是在凤凰村的时候发誓的。我一摆脱了救护工作，便到凤凰村，然后回到约翰内斯堡去。我回到那里一个月左右，便奠定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基础。“禁欲”誓言为我准备了这个运动，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非暴力抵抗运动不是一种预谋的计划，它是自发地产生的，出乎我的意愿之外。不过我明白我以前所有的步骤都导向那个目标。我在约翰内斯堡大大地减少了家庭开支，跑到凤凰村去发下“禁欲”的誓言。
尽善尽美地奉行“禁欲”誓言，就意味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认识并不是得之于经书，而是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