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动议的时候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不过我觉得这么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我们应当鼓动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所以容忍这个制度，完全由于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效地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领袖，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确确实实地赞成立即废除。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相信确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从何着手。
同时总督已不再隐讳“终必废除”这句话的含义，据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之内有了另外的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便要求提出一个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詹士福勋爵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国去鼓动大家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我在开始宣传鼓动以前，应当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便答应了。马菲先生，即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书。我和他有密切的往来。我和詹士福勋爵的谈话是令人满意的，虽然他只答应帮忙，而没有确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从孟买开始。杰罕济·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个大会。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开会，以便草拟一个决议案在会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鲁白·沙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达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规定一个时期，请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当时有三种建议，即“尽速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还有“立即废除”。我主张限期废除，因为如果政府在期限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可以决定应付的办法。拉鲁白先生主张“立即废除”。他说“立即废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说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我们要他们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我们必须用一句更加确定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立即”的含义——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释，至于“7月31日”，这是不会使人误会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这种说法的力量，最后拉鲁白先生也同意了。我们于是决定7月31日是政府宣布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日子。这个决议在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而印度各地的集会也都相应地通过这个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竭尽全力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去向总督请愿。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记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尔莎夫人。这个请愿团的影响很大。总督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复。
我到过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到处都有很好的集会，而且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宣传鼓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独自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经验。罪犯调查局的人员总是尾随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隐秘，所以他们也不来烦扰我，而我也不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我那时候还没有得到“摩哈德玛”的头衔，虽然认识我的人，见了我也时常大声呼喊这个名字。
有一次，特务人员在好几个车站上找我的岔子，他们查我的车票。记下号码。我呢，自然很愿意答复他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沙陀”或者是一个“法吉尔”①。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便为我抱不平，大骂那些特务。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老是麻烦这个可怜的沙陀呢？”他们又对我说：“犯不着把车票给这些流氓看！”
①法吉尔（fakir），化缘修行的人——译注。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道：“把车票给他们看看也没有什么麻烦。这是他们的职务。”旅伴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越发对我表示同情，并强烈反对这样虐待无辜的人。
其实，特务倒没有什么，真正的苦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我最难受的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我是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去的，路上要在拉合尔换车。车上实在找不到坐位。客人都满了。能够挤进去的人都是靠本事，如果门关了，便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到加尔各答去参加一个日期已经确定的集会。如果我错过这一班车，我就不能按时赶到那里。我上车的希望几乎已经没有了。谁也不愿意帮我忙，这时有一个挑夫发现了我的狼狈样子，便跑过来对我说：“给我十二个安那，我替你弄个坐位。”“行，”我说道：“只要你给我弄到一个位子，我一定给你十二个安那。”这个青年便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去向旅客们恳求，可是谁也不理他。车子快要开了，有的旅客说：“这里没有坐位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推上来，他只好站着。”“你看怎样？”那个青年挑夫问道。我立刻答应了，他便从窗口把我的身体塞了进去。我就这样上了车了，而那个挑夫也赚到了十二个安那。
那一夜真是一场考验。别的旅客好歹总算是坐着的，我却站了两个钟头，用手抓住上铺的链子。这时候，有一些旅客不断地烦扰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我向他们解释我是无位可坐，但是他们不容许我站着，虽然他们自己是直着身子躺在上层卧铺上。他们这样扰乱我，并不觉得烦腻，而我也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并不以为嫌。最后，他们总算软化了。有人便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他们便觉得难为情了。他们向我道歉，并且给我让地方。忍耐就这样地得到了报偿。我实在累极了，头已经在旋转了，上帝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我。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由德里到了加尔各答，喀辛巴刹王公是加尔各答大会的主席，他做了我的东道主。这里的人也和卡拉奇一样，有着无限的热情。这次集会有几个英国人也参加了。
还不到7月31日的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从印度出国的契约移民。
我抗议这个制度的头一个请愿书是在1894年草拟的。当时我就希望这种“半奴隶制”——汗德爵士常常这样称呼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结束。
1894年发动这种斗争的时候，有很多人进行了帮助。但是我不能不说，那具有潜在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实在加速了它的成功。
要详细了解那次斗争的情况和参加那次斗争的人，我建议读者读一读拙著《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
第十二章 靛青的污渍
三巴朗是贾纳卡王①的国土。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却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三巴朗的佃农照法律规定，每耕种二十卡塔②土地，其中要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制（刚好等于一英亩），因为每二十卡塔要有三卡塔种植靛青。
①贾纳卡王（King Janaka）是印度教传说中兼有哲人之德的一个国王。三巴朗位于喜马拉雅山脚——译注。
②一卡塔（katha）等于三分之一英亩——译注。
我应该承认我当时连这个地名也没有听见过，至于说三巴朗是在什么地方，我就更加茫然了。我对于靛青种植园，也是一个门外汉。我曾见过小包的靛青，但是没有想到它是在三巴朗由成千成万的农民经过千辛万苦种植和制造出来的。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就是遭受过这种欺压的一个农民。他满怀热情地要为成千成万的、象他所遭受的苦难的人，洗刷掉靛青的污渍。
1916年我到勒克瑙去出席国民大会党的大会时，这个人一把抓住我说：“律师先生会把我们的困苦告诉你的。”他还敦促我到三巴朗去看看。所谓“律师先生”并非别人，正是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他后来成为我在三巴朗的一个可敬的同事；他现在是比哈尔公众工作的灵魂。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他带到我的帐篷里来。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当时穿一件黑绒衣服和裤子，给我的印象不深。我以为他一定是一个欺诈纯朴农民的律师。我听他谈了一些三巴朗的情况以后，便照我平时的习惯回答他说：“在我没有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以前，我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请你在大会上提出你的决议案，但是暂时请你把我放开。”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自然是要得到国民大会党的支持。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提出了对三巴朗人民表示同情的决义，获得了全体一致的通过。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是高兴的，但是远非满意。他要我亲自到三巴朗去看看农民们的困苦情况。我告诉他，我将把三巴朗放在我的旅程之内，在那里住一两天。“一天就够了，”他说：
“你就会亲眼看见那里的情况。”
我从勒克瑙到康埔去。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跟着我去。
“三巴朗离这里很近，请你去住一天吧。”他这样坚决请我。我对他说：“请原谅我这一趟。不过我答应一定要去的。”我作了进一步的许诺。
我回到学院里。那随处都有他的脚迹的拉兹库玛尔也在那里。他说：“现在请你订个日子吧。”我说：“好吧。某日我到加尔各答去，你到那里去找我。我跟你去。”我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干什么、看什么。
我还没有到加尔各答布本巴布的家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早就在那里等我了。这个无知的、率直的但是坚决的农民就这样征服了我。
1917年初，我们离开了加尔各答到三巴朗去。我们的样子就象乡下老粗一样。我连坐什么火车都不知道。他把我带上车，同我坐在一起，一清早就到巴特拿。
这是我第一次到巴特拿。我想不起有什么朋友或熟人可以去住宿，我当时以为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他在巴特拿总该有一点影响。我在路上对他多作了一些了解，到巴特拿的时候，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他什么都不懂。他认为是他的朋友的那些律师朋友们，其实都不是那么一些人。可怜的拉兹库玛尔，看来多少有点象他们的奴仆。在这种农民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之间，有着波涛滚滚的恒河那么宽的鸿沟。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我带到巴特拿拉金德拉巴布①的家里。拉金德拉巴布已经到普里或别的他方去了；去什么地方我现在忘了。当时屋里有一两个佣人，他们并没有招呼我们。我身上带了一点吃的。我要一点枣子，我的同伴便到市场上去帮我买来了。
①即前任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译注。
比哈尔的不可接触者制度是很严格的。佣人们正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我不能到那里去汲水，因为他们不晓得我是属于哪个种姓的，他们怕我桶里滴下来的水会玷污他们。拉兹库玛尔带我上屋里的厕所，佣人立刻把我带到屋外的厕所。这一切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或使我忿怒，因为这样的事我已习以为常了。佣人是在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以为这正是拉金德拉巴布希望他们做的。
这种待客的经验使我更加敬重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为人，同时也使我更加了解他的为人。这时我明白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已不能指引我，我必须亲自把缰绳拿过来。
第十三章 文雅的比哈尔人
我是在伦敦认识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的，他当时正在学习法律。当我在1915年孟买的国民大会党的大会上遇到他的时候——那一年他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他又重叙旧交，并请我无论何时去巴特拿的时候，务必住到他家里去。我想起这个邀请，便写了一个条子给他，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他。他立即坐他的汽车来看我，坚请我接受他的招待。我向他道谢，请他指导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我的目的地去，因为象我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火车时刻表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到穆扎伐埔，再搭当晚的火车到那个地方去。他还把我送上了车站。
克里巴兰尼校长当时正在穆扎伐埔。我自从访问过海德拉巴以后，便听见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对我讲过他的重大牺牲，他的简朴生活和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的事情。他原是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刚刚辞职。我打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到那里，他带着一大群学生到站上来接我，虽然火车是在半夜里到达的。他自己没有住处，他寄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里，因此马尔康尼便成为我事实上的东道主。一个公立的大学教授收留象我这样一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的事情。
克里巴兰尼教授把比哈尔的绝望情况、特别是狄哈特区的情形都告诉了我，并且给我指出我的任务大致将遭遇到的困难，他和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还对他们谈过我这次到比哈尔来的使命。
第二天早晨，有一小群律师来看我。我还记得其中有兰纳弗密·普拉沙德，他的热情特别打动了我。
“如果你住在这里（指马尔康尼教授的家里）”，他说道：“那你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工作。你得过来同我们的人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这里有名的律师。我是代表他来请你住到他家里去的。我承认我们都有点害怕政府，不过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告诉你的事情大都是真实的。可惜我们的领导人今天不在这里。不过我已经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巴布两个人打了电报。我希望他们不久就会回来，他们一定会把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并且能给你很大的帮助。请你就到伽耶巴布那里去吧。”
这是我难于拒绝的一个要求，虽然我倒有点担心这会使伽耶巴布为难。然而他宽慰了我，于是我便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他和他的家人待我都非常热情。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从达尔班格、拉金德拉巴布从普里回来了。布拉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