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便宜。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织厂的棉条，是一个根本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那么当时他们怎么造的棉条呢？心里有了这些念头，我便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悄悄地负起这个使命，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35个卢比的报酬。我那时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甘嘉朋的事业因此意外地发达起来。她又找了一些职工，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于是维加埔的土布不久便出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发展的时候，纺车在学院里已经迅速地占了一席地位。摩干拉尔·甘地还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作了许多改进，非暴力抵抗学院跟着便开始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每码价值17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销，而他们也乐于出这个价钱。
我在孟买虽然害病，却还可以勉力出去寻找纺车。最后，我碰巧遇见了两个纺工。他们每纺一西尔①棉纱索价一个卢比，那就是28个拖拉或将近四分之三磅。我当时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觉得能够买得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价钱一比较，我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不过他们也算做了好事，他们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然而这也已经表明，心理对于生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从事纺纱，不过当时纺得不多。
①印度重量单位，约等于两磅——译注。
在孟买，供应手工做的棉条的老问题又发生了。有一个梳棉工人天天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把他找来，才知道他是弹棉被的。他答应给我们梳棉条，可是索价颇高，虽然，我还是照付了。我把这样得来的棉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作为“叶迦德希”绝食日供献花环之用。许福济先生在孟买开了一个纺纱训练班。所有这些实验花了不少钱，但是那些具有爱国主义的朋友们，热爱祖国的人们，对土布运动都有信心，愿意花这笔钱。所以照我的肤浅意思看来，这样花的钱并不算浪费。它给我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向我们显示了运用纺车的可能性。
我对于自己还没有服用土布这件事觉得难于容忍了。我的“拖地”仍然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非暴力抵抗学院和维加埔所生产的粗布只有30英寸宽，我通知甘嘉朋说，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供给我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我就只好穿用短的土布“拖地”了。这个最后通牒使她大为震动。然而事实证明她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不到一个月，她便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把我从困难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克斯密达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甘嘉朋带了一个纺织工人兰芝先生从拉底来到非暴力抵抗学院，就在学院里从事纺织土布“拖地”。这对夫妻在推广土布的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小。他们在古遮拉特内外带动了一帮人从事手纺棉纱的手艺。甘嘉朋在织布机旁边织布的情景是很动人的。当这个不识字但是沉着的姐姐坐上织布机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致于旁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第四十一章 一场有启发性的对话
土布运动，当时也称为经济自主运动，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引起了纺织厂主们的很多批评。已故的乌玛尔·苏班尼自己就是一个很能干的纺织厂主，他不但以他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得益不浅，而且还使我了解了其他纺织厂主的意见。有一个厂主的议论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极力劝我去看看他，我答应了。苏班尼先生安排了那次会谈。那个纺织厂老板首先开始谈话。
“你知道以前也闹过一阵经济自主吗？”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分治①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些纺织厂主曾充分运用了经济自主运动。当这个运动走上高潮的时候，我们抬高了布匹的价格，而且还作了比这更坏的事情。”
①1911年英国政府为了分化印—穆关系，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决定按宗教信仰把孟加拉划分为二，一为印度教徒的孟加拉，一为穆斯林的孟加拉，因为遭到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搁置，直到1947年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实现这个计划——译注。
“是的，这件事我听人说过一些，而且觉得很难过。”
“我可以了解你是难过的，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值得难过。我们并不是为了举办慈善事业而做生意。我们做生意是为了赚钱，我们使股东们都满意了。一件商品的价格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定的，谁能够限制供求的法则呢？孟加拉人应当懂得，由于他们闹事，刺激了需要量，因此国产布的价格势必上涨。”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孟加拉人象我一样，都是秉性诚实的人。他们满怀诚意地相信，纺织厂主不至于那么极端自私自利和毫无爱国心肠，在国事危急的时刻，出卖国家，甚至丧心病狂，把洋布冒充国产布卖出去。”
“我知道你那相信人的天性，”他反驳道：“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请你屈驾到这里来，以便警告你，不要象这些头脑简单的孟加拉人那样再犯同样的错误。”
讲完了这几句话，那位纺织厂主便向站在旁边的一个职员招手，叫他把厂里产品的样本拿来。他指着样本说道：“你看看这种布。这是我们厂里最新的产品。这一种布销路极广。这是用废布纱头织成的，价钱自然便宜。我们把它推销到北方，甚至远至喜马拉雅山谷。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代理人，就连你的声音或你的代理人永远都不能到达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人。因此你该明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代理人了。此外，你还应当晓得，印度所生产的布匹，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所以经济自主问题，无非是一个生产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大量增加生产，把质量提高到必要的程度，洋布的进口自然而然地就会停止了。所以我要劝告你，不要把你们的运动按照现在的方向进行下去，而应该把你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建立新的纺织厂这个方面上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用宣传的方法叫人多买我们的布，而是需要更多的生产。”
“如果我已经在为你所说的这种工作而努力，那么，你一定要为我祝福吧？”我问道。
“那怎么可能？”他嚷道，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不过也许你正在设法提倡建立新的纺织厂，如果是这样，当然应当祝贺你。”
“我所做的和你所想的，不完全一样，”我解释道：“我所致力的是怎样把纺车恢复起来。”
“那是怎么回事？”他问道，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了。我把关于纺车的一切事情和我怎样费了许多功夫才把它找到的故事都告诉了他，接着又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变成纺织厂事实上的代理人，没有什么用处。这对国家来说，害多利少。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的布厂不怕没有主顾。所以我的工作应当是，而且现在就是，组织手纺土布的生产，并设法推销这种产品。所以我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土布的生产上。我所以提倡这种形式的经济自主，就在于通过它，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我的用意是要叫这些妇女去纺纱，并且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给印度的人民穿。我不知道这个运动能有多大成就，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头。不过我有充分的信心。无论如何，它总不会有坏处。相反的，那怕它的产量是多么微小，对于国内布匹的生产总有一些帮助，这也算是一种切实的收获。因此你可以看到，我所提倡的运动，绝没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坏处。”
他答道：“如果你组织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增加生产，我并不加以反对，至于纺车在这个动力机器的时代能起多大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谨祝你成功。”
第四十二章 土布运动的兴起
我不想在这里用更多的篇幅进一步描述土布运动进展的情况了。要把我的活动引起了群众注意以后的情况都加以描述，显然不是这几章所能办到的，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因为这个问题谈起来，需要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过是要说明，我在体验真理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怎样自动地向我提出来的。
现在，让我继续叙述不合作运动的故事吧。当阿里弟兄所鼓动起来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已故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贤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讨论了穆斯林实行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最后他们都同意，认为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并不反对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政策，而且，如果他们立誓要采取这个政策，他们便应当忠实地奉行。最后，不合作的决议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通过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个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通宵。最初，已故的哈钦·萨希布对于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动是否行得通，颇为怀疑。但是一旦他的疑虑消除了，他便全力以赴，而他的赞助对于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紧跟着不久，我便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议案。反对者的初步意见是说，在国大党还没有采取措施以前就由省的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是不恰当的。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说这种限制只能应用于退后的运动；但是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信心，下级的组织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这样做。只要这样做之后自己负责，我认为凡有助于上级机构提高威信的行动，都不必等获得许可再进行。会上对这个建议进行了讨论，讨论很热烈，讨论时的气氛充满了“甜美的理性”。最后付诸表决时，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这个决议所以能够得到通过，得力于伐拉白和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的帮助不小。后者为大会的主席，他的态度是完全支持不合作的决议的。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召开
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兹巴特·莱当选为主席，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则聚集于加尔各答。
我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在火车上准备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现在为止，我在所起草的东西中总是多少有点避免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我的讲话中更少用到它。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语汇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用梵文的相当于非暴力的这个字恐怕不易为纯粹的穆斯林听众所理解。因此，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兰·阿沙德给我找一个别的相当的字眼。他建议采用“巴—阿曼”这个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议用“塔克—伊—玛瓦拉特”这几个字。
就这样当我还在忙于为不合作搜索适当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字汇时，我便被请去为这个多事的大会草拟一个不合作的决议。在原来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这几个字漏掉了。我把这个草案交给和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而没有注意到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这个错误。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给摩诃德夫，请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草案还没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员会当晚就要开会讨论，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没有预先把草案准备好，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的苦处还不止于此。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支持这个决议，而谁将加以反对。拉拉吉的态度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经锻炼的战士们正云集于加尔各答，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然而这一点维加耶罗伽华恰立便不以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错误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这一点才对，”他这么说道。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议案中。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认真的、多少有点争吵的讨论才通过。
莫迪拉尔吉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我还记得我和他曾经亲切地讨论过这个决议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应把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这个运动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计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会的时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