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指朱厚照】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君上】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突发状，指上述“异象”】占候【自然气候】，咸非吉兆。
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皇位继承人】未建。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指群小】，何补于事。高皇帝【朱元璋】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指过往明朝历代皇帝】继承，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圣德？
窃观前古奄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刚【刚健的天道】，割私爱，上告两宫【父皇、母后】，下谕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削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
确实是大手笔，奏章写得气势很盛，不容辩驳。开篇即以君臣大义立足，正气凛然；随之迅即一一点出“八党”之名，以一连串精炼有力的“四字句”，述尽他们的胡作非为；进而转入对朱厚照的“劝谏”，指出无论从自爱还是仰体祖宗创业之艰、先帝顾命之嘱的角度，“姑息群小，置之左右”都是有违做皇帝的责任和道德的；最后，则鉴之以史，用历史事实说明“奄宦误国，为祸尤烈”，“若纵不治”“必患在社稷”。通观全文，天理、人伦、历史全站在作者一边，正德里外不是人，简直一无是处。但更要命的是，奏章摆出了“清君侧”的架势，正德虽不喜读书，历史上一些“清君侧”典故还是知道的，而且他的直系祖宗朱棣当年就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建文帝赶下台，眼下，掂量掂量韩文本章里的用词，年少无助的他难免心惊肉跳。而比写在纸上的言语更令他惊惶的是，满朝官员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伏在宫外请愿，志在必得，一定要将“八党”“明正典刑”。
朱厚照再次派王岳等前来谈判，这次开出的条件是，且留“八党”小命，将其发往南京“闲住”。所谓“闲住”，是明宫对获罪太监的一种处置方式，相当于流放。朝臣方面坚决不同意，正德就反复派人来磨泡，据说“一日三至”。最后一次，刘健忍无可忍，掀了桌子，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60｝王岳见状，知群臣此番倒“八党”决心已定，乃与衔旨同来的另两个太监范亨、徐智当场表示，他们赞成阁议，将回去密奏皇上明晨逮捕“八党”。史书上称王岳等“素忠直”，未必可信，比较可能的是，王岳等作为“八党”之外的内臣，在权力争夺上与后者素有隙怨，满朝上下齐心合力欲除“八党”，本亦正中下怀，刘健的坚定不移，更让他们打消疑虑，乃欲与朝臣里应外合，扳倒“八党”。刘健等意外得此奥援，信心倍增，以为大局已定。
古往今来，历史多次因某个小人而中间改道，此刻复如是。
却说当时在场有一人，姓焦，单讳一个芳字。此人乃一地道小人，《明史》给他如下评语：“粗陋无学识，性阴狠。”｛61｝正德改元，他靠谄媚做了吏部尚书，犹嫌不足，冀更上爬，加之跟刘健、谢迁不合，久有龃龉，所以虽然迫于时势而在朝臣倒“八党”运动中参与其事，内心却极不愿看到此事最终告成，因为显而易见，此事一旦告成则刘谢势力必然益发强大稳固。那日，一旁听了刘健与王岳们的计议，焦芳不禁暗中转动着脑筋。他以一个小人的天性以及独到判断，认定从本质上说，世上万事应该是“正不压邪”——只要“邪恶”一方有所防备，“正义”向来输得很惨。他觉得眼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押宝的关头，他选择把宝押在“邪恶”一方。就像三百年后的晚辈袁世凯一样，焦芳用来下注的本钱也是告密。他在第一时间把王岳与刘键密谋奏请皇上逮捕“八党”的消息，捅给“八党”。王岳还没来得及去见正德，“八党”一干人早已把正德团团围住，痛哭流涕，并将王岳等如何与外臣交结、合谋剪除异己的情状诉诸正德，其间，少不了添油加醋一番，以使正德形成这样的意识：除“八党”是假，这些人真正的矛头是对着皇上，必欲将其架空，然后任意摆布。
自韩文本章呈上后，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对方来势汹汹也若此，年仅十五岁的他自然又惊又怕，传说被吓得啼哭起来，连饭都不吃｛62｝。此刻又听到发生内廷、外臣相勾结的事，直有末日临头之感。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犯了大忌。明制，内官不得与外廷交结，违者死。其实王岳等人实在有些冤，因为原本是正德派他们去内阁协调此事，并非私下暗通。但经“八党”一渲染，好像就变成了王岳背着皇帝伙同刘健另有图谋。
“八党”缠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无忧后，则转守为攻——告诉正德如何反击，而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间，刘瑾表现出他在此曹中见识过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捣要害：朝臣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哗闹？根本原因是“无人”，是皇上没有在关键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63｝的确，“八党”虽受宠信，但其职守皆非要害，比如刘瑾，只是钟鼓司掌印太监——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钟鼓（说得不好听，就是敲钟的），再就是负责调教乐工、搬演杂戏。
刘瑾一点拨，正德豁然开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后哪还会担惊害怕、受制于人？瞬间，他心头阴云一扫而空。正德立即颁旨，拘捕王岳、范亨、徐智，由刘瑾取代王岳入掌司礼监｛64｝兼提督团营，调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管京营事务。至此，内廷中枢以及京城主要特务机构和禁卫军，全落“八党”掌中，一场彻底的大政变就这样在夜幕掩护之下悄然发生……
然而，宫掖外，以为稳操胜劵的刘健对此木然不觉，他还这样对身边因久候无果而有些焦躁的群僚说：很快便有好消息，大家只需再坚持坚持。（“事且济，公等第坚持。”｛65｝）
毕竟是书生！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候在左顺门外的百官终于看见了内使的身影，然而当宣读圣旨时，人们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旨意宣布，皇帝赦宥刘瑾等八人，并对他们的职务做出新的任命；旨意还强调指出，这是皇帝的最终决断。
天翻地覆的激变！所有人措手不及，呆若木鸡。刚才还信心满怀的刘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场一片寂静，没有激愤，甚至连一点骚动也看不见，因为事情以人们最不可能设想的局面画上了句号，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这一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脸上布满迷茫的神情，就那样，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实录》简短地记述了当时场景：“明早，健及【韩】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阙，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66｝
然而与现场的平静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大明帝国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明史》在叙述这个时刻时几次用了“大变”一词，如：“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67｝“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68｝这场风暴，彻底扭转了整个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久经败坏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虚设之状态；第二，宦官和近幸势力再度崛起，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并构成真正的权力中心；第三，对朱厚照来说，则再也不必“戴着镣铐跳舞”，从此无任何力量能予其约束和制约，从而大可随心所欲展示“个性”，近乎“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
政变中的人物和余绪
政变发生当天，“健等知事不可为，即日疏辞政柄”｛69｝。
这是继上月盐引事件后，内阁第二次全体请辞。仅隔一个月，朱厚照就完全换了个人，他不再被内阁辞职所吓倒，相反，他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这一请求。
照惯例，内阁辅臣这样级别的人物提出辞呈，皇帝就算内心十分乐意，也不宜立即应允，至少要来回折腾三四次，以示挽留。但这一次，朱厚照却径直批准——内阁三巨头中，唯一未准退休的是李东阳，这当中以及李东阳其人都有些故事，我们稍后再叙。
尘埃落定，主要当事人此后的遭际各不相同。
刘健：一代名臣，年高德劭。弘治十一年起任内阁首辅，“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对拨乱反正、奠定弘治朝较为清明的政治，居功至伟。弘治深为倚信，“呼为‘先生’而不名”；临终之际，执手托孤，情殷意切。武宗嗣位以来，刘健继续其厘剔弊政的努力，同时竭其所能保护弘治以来政治改革的成果不受伤害，《明史》赞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70｝评价相当高。这样一位功高老臣，一夜之间就下了台，连半句慰留的言语亦未曾听到，实际上他是被赶出了京城。次年，在刘瑾一手炮制且由正德诏示天下的“奸党榜”上，更名列榜首；再过两年，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所幸他德高望重，品行无可诟病，刘瑾等虽深衔恨之，亦不敢置之死地。于是得以善终，二十年后嘉靖五年卒，享年九十四岁。
谢迁：内阁二号人物，退休后享受待遇与刘健同，但所受骚扰却远胜之。概因除刘瑾外，新权势人物焦芳也与其积怨甚深，此刻正好多方报复。先是罢其弟兵部主事谢迪的官，斥其子编修谢丕为民；正德四年二月，又借口浙江举贤周礼等四人皆谢同乡，“必徇私援引”，将此四人逮入诏狱逼供，欲将谢迁牵连进来，治罪抄家，只因李东阳力阻而未果，但周礼等人未予放过，全部流放，同时发布禁令：“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让家乡读书人，全体替谢迁受过。其余骚扰如“奸党榜”、夺诰、罚米等，不一而足。谢最后死于嘉靖十年，活了八十三岁。
韩文：“倒八”干将，运动失败后未效刘健、谢迁之所为，但刘瑾“恨文甚”，岂能轻饶？每天派密探监视韩文，想揪辫子；过了一个多月，探子来报，说国库发现有“伪银”（等于假币）输入，刘瑾如获至宝，以此问责，对韩文做出降一级勒令退休的处理——早知如此，韩文还不如当初主动辞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始终暗相尾随，一旦掌握任何不利于韩文的证据，即拿回京城问罪，“文知之，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逻卒无所得”｛71｝。不过，韩终未逃过牢狱之灾。刘瑾还是借户部文件丢失之事，将韩及侍郎张缙下诏狱，关了几个月，因罪不至死放出，但判罚他向边镇大同仓输送军粮，先后两次计1500石，相当于韩十年俸禄（尚书级，即部长级）之总和——史书上说，这以后，韩文“家业荡然”｛72｝。不过，韩老爷子也如刘、谢二人一样硬朗，挺过了刘瑾倒台，挺过了正德驾崩，直到嘉靖五年，八十有六高龄的时候与刘健同年谢世。
李梦阳：执笔“倒八”奏疏，字字见血，状若飞刀，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收拾韩文后，刘瑾即拿他开刀，先谪贬到山西，随即勒令退休，不久，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准备杀掉。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与李梦阳并称“十才子”。康海文名既高，又与刘瑾同乡，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很有面子，所以有意罗致；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却很没面子，一直敬谢不敏。再说康李二人，同为当世文苑重镇，不免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气，“各自负不相下”。及梦阳下狱，将死；这时有人告诉他，唯康海可救之。无奈，梦阳以片纸，仅书数字致康海，曰：“对山救我。”（对山，康海之号）再无他言。康海见书，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刘瑾得讯大喜，“焚香迎海，延置上座”，而“海不少【稍】逊【谦让】”。坐定，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忙道：“瑾即请为先生脱之。”不料，康海却说：“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刘瑾这才知其来意，他不能不给面子。“海遂解带，与之痛饮。梦阳遂得释归。”但五年后，刘瑾败，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罹清议”，坐其党而被免职。｛73｝事颇豪迈，令人荡气回肠。梦阳虽免一死，却从此历尽坎坷，越十余年即死，年仅五十七岁。
焦芳：那个以告密扭转乾坤的小人。人生能得几回搏？他这一搏，搏进内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74｝，入阁拜相的同时，还保住了吏部尚书的位子，以后又“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尽得风流，并证明“恶有恶报”的说法从来只是善良之辈的一厢情愿。明代士风的特征在于两面性突出：士大夫中硬骨头非常多，历朝少有俦匹，而同时也频频出现极端无耻下作、堕落腐烂的例子，焦芳便是后一情形的代表之一。焦芳有子名曰黄中，一如其父，不学无术，却偏偏要在廷试中被内定为状元，李东阳觉得说不过去，拟其为二甲头名，已很过分，焦芳却由此衔恨李，数次在刘瑾面前谗詈。一日刘亲自以诗试其子，事后将焦芳叫来训道：“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连基本可以说没文化的刘瑾都觉得焦黄中所做之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