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我们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履行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历史上有那么多皇帝，还有无数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的人；而坐在皇帝位子上感到不耐烦，千方百计想逃开的，好像也就是他朱厚照。
他确实不该当皇帝——这不是指才具，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把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都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朱厚照是一个活宝，一个笑柄，他做的许多事情都出乎情理之外，乃至有弱智之嫌。但换个角度看，我们又会感到他是个勇敢的反叛者，是所有皇帝中的另类——谁曾像他这样把皇帝身份不当回事，蔑视它，甚而拼命作践它？的的确确，朱厚照的行径往往超出了一个“荒淫皇帝”的性质，转而似乎是有意在嘲弄“皇帝”这个概念，把它喜剧化，消解它的神圣性，毫不顾惜，甚至还隐然有一种快感在内。我们说他“没心没肺”，基本体现在他对皇帝身份的态度上。面对乾清宫被大火化为灰烬，他幸灾乐祸的言谈，昭示了一种敌意或仇恨，好像得到报复的满足感。这种敌意或仇恨，其来由可能有身世上的（后面再论），但更主要的应该起源于个性冲突。当然，不要把他拔高，他丝毫也谈不上对帝王制度具有觉醒意义的反对，这种矛盾完全基于个人性情的不适应。简单地说，他本来应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小子，现实却把他绑在厚重的龙床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对矛盾。只不过，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被绑在龙床上还想离开，他却一直在挣扎。在这一点上，他是独一份儿，可见他是“野”到骨子里去了。
所谓贾宝玉的“反礼教”，其实也是这个程度。不要把贾宝玉上升到“五四”新青年的高度，他不是在对礼教的愚昧落后的文化实质有所认识的意义上反抗它的，而只是出于自身性情与之不相谐适。换言之，他也和朱厚照一样，对自己身份、角色不认同，在不认同之后还进而不肯屈从。不过，一般人可能感到以朱厚照比贾宝玉，有“损”后者形象，毕竟贾宝玉的形象没有那么多负面内容。诚然如此，然而这只是处境不同；其实从贾宝玉的处境论，他的一些举动，如厌弃经书、读“淫词艳曲”、搞同性恋，其“道德污点”的严重性，已不亚于朱厚照。朱厚照无非是坐在皇帝位子上，客观条件使他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放荡不羁，假设把贾宝玉也改为同样处境，他的“出格”表现自然就远远不是在大观园中那样。
朱厚照与贾宝玉的真正区别，在别的层面。这个层面一点即破：贾宝玉其人，没有流氓性；朱厚照的性情却有着极重的流氓性。
流氓性，在此主要指低劣的、沉沦下僚的品质和心性。它有时由出身、经历造就，有时则禀自天生或遗传。像朱厚照，自幼锦衣玉食，接受正规的最好的儒家教育，怎奈其根性顽强，市井无赖气质居然无法压抑。可见出身与教育绝非如想象的那样管用。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高等阶级因为居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端，也因为掌握着文化，都很在意身份、血统的高贵，他们会在语言、行为、礼仪、趣味等诸多方面的讲究上，划出自己与下层人的明显界线。例如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就是借语言来演绎贵族身份，几位老爷刻意将一卖花女收于阁内，矫其口音，饰以华服，然后使之出现在上流社会场合，以试其效。贾宝玉是公爵之后，他的性情为人虽然“惫懒”，但教养、趣味却总是“雅”的。贵族尚且如此，帝王家的讲究更可想而知。朱家祖上赤贫，又出于向来民风刁悍的江淮之间，根性上确有一些顽劣的因子，这在朱元璋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到朱厚照这里，朱家当皇帝已有一百多年，与上层文化的融合按理说十分充分了，可我们却仍然发现朱厚照没有什么“雅”的迹象，对所谓身份、血统的高贵也丝毫不在乎。在文雅与粗野这两类事物之间，他绝对喜欢粗野。比方说，他从小书念不进去，却特喜欢跟“小黄门”滚在一起摔跤，“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显然不是“君子”。又比方说，父亲一死失去管束后，他即刻把皇宫变成喧乱的集贸市场，让太监扮成小贩，摆起摊子，自己也换上商人服装，进行交易，唾沫横飞地讨价还价，觉得非常过瘾。须知，自汉代以来中国正统观念即崇本抑末，极其看不起商人，经商乃低贱之人所为。东汉末年有个名士叫王烈，不想出来在地方军阀公孙度手下做官，便故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这样的等级观念，朱厚照居然没有，以“至尊”之身操下贱之业，还乐此不疲，真是禀性樗栎。
朱厚照的这一面，贾宝玉比不得，另有一人却比得。此人名讳中也有一个“宝”字，他便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韦小宝是从市井无赖中混出来的贵人，朱厚照则是混在贵人堆里的市井无赖，两人正好相映成趣。只不过，朱厚照身上的流氓气似乎比韦小宝还要根深蒂固，因为韦小宝在这方面的造诣明显得益于自小在扬州妓院和街头的浸润，而长于深宫的朱厚照却属于无师自通，硬是从礼教束缚极严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种种卑下的脾性来，令严格的正统教育一败涂地。我们看他一生，“远君子，近小人”简直就是一种本能，一切“名门正派”的事物、人物都被他强烈排斥，而对所有下三烂、歪门邪道的人和事，他却都怀有天生的亲近感。他那么宠信太监，除因后者乐于顺从和助长他的不良倾向，恐怕背后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阉宦之流，多来自最底层，身上禀持着最严酷生活现实所赋予的种种极端化习性，尤其是由极度的“饥饿记忆”而形成的求生冲动，这种冲动使他们的为人之道处在一种毫无底线的状态，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不择手段。当时，北京、河北一带，至贫之人走投无路，颇有以自宫求富贵者。《万历野获编》载：“高皇帝【朱元璋】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京师附近】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熏腐【阉割】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真正进宫当太监的，只是自宫者的十分之一】，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指皇帝】之侧，他日将有隐忧。”｛159｝足见风气之盛，亦足见太监群体的来源为何等样人。朱厚照偏与这些人最是气味相投，虽然后者屡屡害他、背叛他，甚至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例如刘瑾和钱宁｛160｝的先后暴露——都不能帮助他远离此曹，想必是彼此之间从言谈举止到价值观念，都极合拍投缘的缘故。太监之外，朱厚照喜欢的人，要么是粗暴的武夫，要么是妓女、戏子和番僧，尽属鄙陋不文、惯走江湖之辈。所以虽身为皇帝，可细瞧他周遭的环境，与自幼野混的韦小宝并无二致，拿他的一生事迹去写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绝对充裕。
这样极具“江湖色彩”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一个。尽管乃祖朱元璋起于江湖，但做皇帝以后“改邪归正”相当彻底；他却好，明明做着皇帝，却努力从“庙堂之高”挤向“江湖之远”。莫非真的是祖宗的血液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也许。如果这算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让我们拿韦小宝做面镜子，试它能否鉴照出朱厚照的性格秘密。
韦小宝的性格形成，与他母亲是妓女有极大关系。不是说妓女的儿子生来下贱，但是母亲的妓女身份，一定把一种生存背景和社会歧视楔入韦小宝的自我意识之中。韦小宝自幼日常接触多是婊子、老鸨、龟奴，以至于他人生理想也是开家大妓院。他一边为此受歧视，一边却也很难跳出自己的生活现实，而有更高或别样的人生想象。他为母亲的社会地位而羞恼，但也习惯于从这种社会地位的眼光阅世阅人，甚至是刻意表现得甘于沉沦以获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所以他曾愤愤地说：“做婊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的沐王府中的郡主。”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种在怨恨中寻觅自尊，以致以怨报怨、以毒攻毒的心理。
那么，朱厚照呢？我们知道，朱厚照一生最大的悬案，就是他的生母之谜。设若他的亲生母亲真是那个京郊泼皮郑旺之女，设若这个所谓的宫廷秘密只是对外界掩盖得极好，而弘治、张后以及朱厚照本人却完全知晓，那么，朱厚照的心理处境与韦小宝就非常非常近似，而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尤有过之。“郑旺妖言案”爆发，刚好在朱厚照懂事之年，而他继位的当年又第二次复发。可以想象，在两个重要人生时刻，被迫面对生母疑问，任何人都不能不遭受身份迷失的打击。这种迷失，关系到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归属感，也决定着他对亲情、人性的根本认识。我们都还记得，朱厚照出生时是以“皇嫡长子”这一辉煌身份载入史册，并享受臣民的称颂的。如果“妖言案”的结果，证实他实际乃“宫人之子”，就不单将“皇嫡长子”的神话完全打碎，而且一落千丈，从最高贵跌至最低贱。这还不是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宫人之子”较诸后妃所出虽然卑微，但宫中历来也不少见，他父亲朱祐樘就是“宫人之子”。问题是，朱祐樘这一身份得到了确认，成化帝在听说有宫女为他产下这唯一的儿子后，亲自到其母子匿身处将他们迎回。朱厚照则不同，尽管朱祐樘、张氏和朱厚照三方也许都明白相关事实，但他们却共同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掩盖起来。这大概首先是张氏的意志，因为关系到她的地位，朱祐樘则屈从了她的意志。但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地体现了朱祐樘自己的意志。朱祐樘本身作为“宫人之子”，自幼命几不保，所遭之罪及内心压抑更难言尽，出于这种恐惧记忆，也出于对儿子的爱，他要掩隐朱厚照低贱出身的愿望，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他所忽略的是，这一决定却让朱厚照终生陷于对自己真实身份不能认同的痛苦，并永远发出其真实身份比假定身份低微的暗示。虽然我们可以说毫无证据，但从朱厚照所作所为做的心理分析，他的确一直在近乎疯狂地百折不挠地拒绝、逃离以及改变自己的身份，显示了对他公开身份的不耐或难以承受之感受，并用相当程度上的“自贱”、“自虐”，来曲折地向“真实身份”回归。
在金庸笔下，韦小宝在“妈妈是婊子”的自嘲自虐中，表现出破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作为对自卑感的掩饰。朱厚照则置朝臣的诤谏、哭谏、讽谏统统于不顾，任他们说什么，一味“不报”（不搭理），尽情在污泥浊水中撒欢，大有你啰嗦一次我升级一次，你说这样荒唐我就干更荒唐的给你看之势，分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犯浑耍泼的同时，他俩也同样幻想着一种英雄梦。这是非传统和非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豪杰”或“好汉”。他们在三教九流的际会与厮混中脱颖而出，占据强势地位，并以受这类人的拥戴或服膺来证明其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的“江湖社会”本质上就是为韦小宝一类体制内失意者和底层人准备的，作为他们志伸意舒、扬眉吐气的一种管道。表面上，朱厚照不是韦小宝那样的“江湖中人”，与江湖社会更分处两个极端；然而，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概念的话，却发现豹房里的情形和各色人等，很像江湖，体制内的君臣关系业已为江湖式的结义关系所取代。朱厚照曾把追随他的钱宁、江彬等统统收为“义子”，仅正德七年九月，一次就收“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内中有阉奴、市井豪绅、军界强人。可以说朱厚照在豹房之为“义父”，与宋公明在水泊梁山做一百单八好汉的“哥哥”，毫无不同；豹房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合法的江湖，而朱厚照则是它的老大。对朱厚照来说，逃往豹房就是逃往江湖社会，就是在带着皇帝面具的同时得以自由地到体制外的世界闯荡，显身扬名并医治心灵创伤。他在这里收获的全然是另一种体验，是作为皇帝无法品尝到的成功感，是如鱼得水、终于忘却自卑的归属感。正德朝的所有大臣，丝毫不懂他们皇帝的内心，真正吃透他的是江彬（在这方面，刘瑾、钱宁的见识终归有限）；当其他人只晓得把他当皇帝对待时，江彬却有意识地把他打造成一个大头领，帝王史上的造反者、起义领袖和反潮流英雄，让他拉起自己的队伍，啸聚“山林”（不妨把豹房想象为“忠义堂”）、掠州陷府、养“压寨夫人”。这是一个构思惊人的超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就像迷失在大型电玩中的现代少年一样，朱厚照对这角色充满激情以致不辨虚实，假戏真做——他在冬日清凉的阳光下，笔直伫立在正阳门外，注视他的“俘虏”从眼前走过，那姿态，说明他已完全忘记此乃虚妄的一幕，而如此专注地品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