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田义口传圣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还来乞恩典,不准他。钦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开复原职,给与祭葬,但是还说:“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宥。”这时神宗已经十六岁,他对于高拱底痛恨,真是深切。假使不是冯保造出废立的谣言,不会给神宗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居正对于六月十六日的政变,事前定有所闻。高拱底作风,他是知道的。冯保虽然只是一个生疏的内监,但是内监们那一贯的阴贼险狠的手段,居正也不会不知道。他看定暴风雨要来了,所以他只是托病请假。等到风暴过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久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原故,居正成为惟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次政变底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对于双方底策划,他不是不知道;对于冯保的诬蔑,他不会不明白;高拱固然没有拥立周王的阴谋,而且从宗支亲疏的关系方面讲,周王也没有入承大统的可能。从政体的立场讲,司礼监一部分的职权,应当交给内阁,“宫府一体”,原是居正底口号。从友谊的立场讲,居正更应当援助高拱,他们不是十几年的同僚吗?然而他们底友谊已经生疏了!这不能不责备高拱,但是也何尝能放过居正?他只是坐观成败,希望高拱底失败,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他给王崇古说:“冒死为之营诉”,是一句遁辞,为什么要请假规避呢?不在会极门营诉而只凭事后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底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话又说回来,徐阶失败以后,居正曾经自咎以为“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对于曾受大恩的老师,还谈不到剖心营诉;那么对于中经生疏的同僚,更从那里说起!“政治家”不是圣贤,而只是“政治家”;谁愿意为着别人,牺牲自己底政权呢。
这一次的政变,高拱底政权推翻了,居正底政权树立起来,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高拱是一个强干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书,上午到内阁,下午到吏部,没有一件积案,这是他办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对于内阁和六部底事情,没有一件不曾洞察,他底精明,正抵上高拱底强干。高拱对于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为谦抑;高拱对于政敌,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报,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录用。不过这个分别,只是一个大概。最初掌握政权的时候,居正还有一些笼络人才的意味,以后便日渐高亢,到了万历六年以后,简直和高拱一样。在这方面,他们中的区别,只是年龄的区别,等到居正过了五十以后,他底行为,便和高拱没有分别。在应付官庭和内监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迁就,他知道走曲线,然而他永远认清政治目标,宫庭和内监对于实际的政治,没有过问的余地。高拱提高内阁政权的目标,在居正手里完成,但是居正没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过这是高拱失败以后,居正所得的教训: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阁的机会,以他那样的能力,不是办不到的。简单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范畴的人物,因为环境底不同,不免有少许的差异。不明白实际政治的人,也许因为他们不能合作,发生诧异,其实整个的政权不能容许两个“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个的家庭不能容许两个主妇共同主持一样。
六月十六日过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见居正。这时是辰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迟一点。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宝座面前,他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居正叩头,承认在阁调理,神宗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对于居正的言论,称为忠臣之后,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视,俯伏奏称: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先生说的是,”神宗说。
“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又说,“与先生酒饭吃。”(奏疏二《谢召见疏》,对话用原文。)
居正在召见以后,有《谢召见疏》,历称:“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召见,是居正为首辅以后,第一次的召见。他发表大政方针,只说“遵守成宪”。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时候,安石充满了一头脑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创制;但是明神宗的时候,居正只是充满了一头脑的“成宪”,他只要循名,要核实。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现实的政治家。居正所称的祖宗旧制,便是太祖底旧制,一年以前,他为会试主考的时候,曾经说过: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圣哲,犹俯循庸众之所为,乃以今之庸众,而欲易圣哲之所建,岂不悖乎?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为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请颂言而毋讳,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干蛊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为毋扰耳。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夫屡省考成也,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今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文集三《辛未会试程策》二)
以上所说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见出居正底精明。高拱掌握政权的时候,异己的人一概排斥,这是高拱底偏私,以后高拱得到揽权擅政的恶名,未始不由于此。居正从这方面,得到教训,决不重蹈复辙,这是一。其次高拱是一个干练的吏部尚书,他所提拔的人,没有不是当时的人才。隆庆三年的冬天,内阁决定进攻广西古田“叛”僮的时候,高拱用殷正茂为广西巡抚。正茂有才,但是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正茂果然“平定”古田。隆庆五年辽东巡抚李秋去职,高拱主张任用张学颜。旁人不以为然,高拱说:“张学颜底才具,大家没有知道,遇到盘根,自然会认识利器。”正在说着,吏部侍郎魏学曾来了,高拱向他要辽东巡抚。学曾思索很久以后,答复道:“张学颜去得。”高拱得到这个印证,随即提出学颜,后来在辽东也有极好的成绩。高拱赏识的人才,不用,那才胡涂,这不是居正做的。居正曾经说过:孤虽不肖,其于人之贤否,略窥一斑,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自当事以来,鉴前人之失,首陈皇极之论,以开悟上心,消弥偏党。(书牍十一《答南列卿陈我度》)
最有兴趣的是张佳胤。佳胤是当时有名的才子,也是有名的能臣。但是他和高拱关系太深,又因为在应天巡抚任内,办事棘手,他很有些消极,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且仆于前宰(前宰指高拱)素厚,顷者不恤百口,为之昭雪,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蔡人即吾人”,况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书牍五《答总宪张崌崃言公用舍》)
惟公俊才厚蓄,又富于春秋,不以此时取旗常,勒钟鼎,乃顾恋庭闱,忘“在公”之义,非所望也。兹属休明之会,方将招遗佚于薖轴,宁肯纵鸾鹤于云林?大疏已属部复,而雅志必不得遂。愿勉奉简书,以徇国事。(同卷《答总宪张崌崃》)
但是居正对于高拱底爪牙,决然不能容忍。他和汪道昆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马南溟》)
高拱去了,政治中枢当然重有一番布置。要求干练如高拱的吏部尚书,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有一个最负重望的大臣,这是管兵部尚书事的杨博。杨博自嘉靖三十四年以来,三任兵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调任吏部尚书,隆庆五年复以吏部尚书起用,在资望方面没有比杨博再高的了。因此提出杨搏仍还吏部尚书。居正说过:今上登极,首命公还秉铨衡,余受先帝遗托,方欲与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文集五《襄毅杨公墓志铭》)
居正又说到杨博历佐三朝,以及自己和杨博始终相与的关系:桓桓世庙,经武纬文,公媚天子,耆定策勋。穆穆庄皇,(穆宗)垂衣拱手,公佐太平,声色不有。迨于今皇,两作继明,询兹黄发,还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与,不吊昊天,夺我心侣。有谋孰谘,有难孰夷,山颓木坏,沧矣其悲。(同上)
杨搏调回吏部,遗下兵部尚书,照高拱定下的原则,应由总督继任。当时的口号是国防第一,北边第一。北边三位总督:前任蓟辽总督谭纶,现任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前任三边总督王之诰,都有重望。杨博和居正商定,起谭纶为兵部尚书。居正给崇古去信说:昨本兵虚席,公论咸归公与西石,(王之浩)乃太宰(杨博)谓渠复铨之始,嫌于首用其亲,且贡市方殷,犹借重望以镇之,计非久当别有简命也。(书牍四《答王鉴川》)
正在布置底当中,高仪死了。内阁只剩居正一人。问题又到了面前,应当补怎样一个人呢?在不知明朝政体的人,也许以为既是杨博底资望最好,当然应补杨博。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的。明朝的中枢,是二元制:吏部尚书底地位,本来在内阁大学士以上,即使到了内阁权重以后,吏部尚书,终于不曾落到内阁以下。当时的故事,吏部尚书在路上遇到大学士,照例不避道,便是显然的证据。(见《明史》卷二二四《孙鑨传》)孝宗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底声望,始终不受内阁底压制,更是实例。还有,由吏部尚书入阁的,不是没有,但是这是特旨。在推举的时候,通常是礼部尚书、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学士。因此,神宗吩咐居正推举阁员的时候,居正不能推举吏部尚书杨博,(推举吏部尚书入阁非故事,见《明史》卷二二四《陈有年传》)只能推举礼部尚书吕调阳。其实居正底经验多了,他知道内阁里除了自己,只需要一位忠厚老实,和衷共济的长者,并不需要一位雄才大略、器度恢宏的重臣。这是居正底私心,但是这是隆庆年间内阁混斗的经验。为国求贤,固然是对的,但是为内阁谋安定,也何尝不是为国家?居正对于调阳,在辛丑会试主考的时候,已经认识了,现在正准备和他长期合作。万历七年调阳死后,居正说过:余与公同政府,知公深。公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呐呐不轻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为异同;尝曰:“大臣协心体国,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羠其间?无论彼己懻伎,即贤者各是所见,政本之地,龂龂而争,如国体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参而卑丙吉,然则,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与公共事者六年,内奉冲圣,勤缉熙,外赞密勿,定计划,莫逆于心,莫违于口,六年如一日也。(文集五《豫所吕公墓志铭》)
吕调阳入阁,递遗礼部尚书,居正便起用陆树声。树声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嘉靖中,屡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国子祭酒,后来召为吏部右侍郎,称病不拜。隆庆中,再起故官,仍不就。这是一位声望隆重的大臣,现在居然来了,居正用后辈进见先辈之礼待遇他。
七月间户部尚书张守直、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守直在封贡的一件事,意见和居正不一致,自强也有些不满意,他们去了,居正便补进王国光、王之诰。王国光原来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现在调回管部,后来在任内完成《万历会计录》,是一部有关国计的著作。王之诰是居正底亲家,(居正第四子简修娶之诰女)但是之诰隆庆三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进南京兵部尚书,资望久已够了,而且卓然自守,并不附和居正,因此更得一般的推重。
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朱衡在河工方面的成绩,和守礼底操守,都是当时物望所归。明朝的内阁,当然不是现代的内阁,对于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