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11部分

与其说“兵发欢喜岭”，倒不如说是欢喜岭点将，点到了我们班的头上。

那次李老师被小韩村的王队长“挤兑”走了，我们班曾落脚欢喜岭。

李老师因那个“粮食政策”，不仅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官心”，上上下下不得劲。现在换了一个作战的环境，他下定决心“从打鼓，另开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学生们的“大干，苦干加实干”来改变一下自己难堪境地，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欢喜岭对李老师更是大加赞赏，说我们班是最能干的战斗队，并表示欢迎李老师有机会“旧地重游”。学校领导得到欢喜岭送来的一面鲜红的锦旗，李老师也在领导那红了起来。

然而，旧地重游的不是李老师，而是刘老师，刘兴阁老师。

刘老师怎会甘拜李老师的下风啊？他不仅要保持荣誉和传统，还得有新的突破！这既是他的本意，也是学校的殷切“嘱咐”。

春天刨玉米高粱茬子，我们比当地的农民起得都早，到地里刚能分清茬子是玉米的还是高粱的，地表还有一层夜间冻的冻土呢。干活的地块稍微远一点，我们就不回“家”了，由学生炊事员把饭送到地里，品味着什么叫餐风饮露的滋味。

学生炊事员做好饭，再送到地里，但她们一天的劳动并没有结束，收拾好碗筷后还要去挖一定数量的野菜，当然是多多益善。早春，她们就挖小根菜，剁碎了掺在玉米面里，窝头就大了。这样的窝头没增加多少营养，权且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吧。大地绿了的时候，小根菜不能吃了，又苦又辣难以下咽。这时的田边路旁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老鸹膀子”，猪都不吃的野菜，我们借以充饥，劳动强度大，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春天就这样过去了，留给我们的是蜡黄的脸和绿野菜颜色的粪便，还有欢喜岭对我们名声在外的垂涎。于是，秋天我们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又一次卷土重来。

国庆节那天，刘老师向我们发出号召：“咱今天割完这片谷子再收工，回去过国庆节！”老师要献礼，同学就得卖力气，直到月上中天才收镰，真是“割月中秋”啊！

同学们没有怨言，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嘛”，何况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呢？只是在回生产队的路上都盘算着这顿晚餐。我们没有奢求，能吃顿饱饭足矣，过节了嘛。

果然“如愿以偿”：主食三两秫米稀饭依旧，这是粮食政策，不得违反。满满的一碗土豆炖白菜可是破例的，虽说缺油少盐，总算撑鼓了肚皮，打出了饱嗝。

正在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惊喜出现啦。学校派人提前为我们送来了月饼！

“中秋节不是还有三天吗？”不知谁在小声问，其实是在庆幸。来人说：“学校跟商店商量好了，国庆节和中秋节一块过啦。”这话乐得同学直拍手，眼睛一起盯上装月饼的袋子。

糟糕的是，路途远驴车又颠簸，很难有一块完整的月饼了，可能那时的月饼就这个德性。

为了分得均匀，不干活的刘老师开始“操刀割月”，又用秤来称，极尽精心。这时我们已垂涎三尺了，完全忘记刚才的那顿饱饭，肚子是否还有空间。

我们“吃月望月”，痴痴的，呆呆的。尽管月饼破碎，我们还是咀嚼到了艰苦中的香甜，企盼着未来的圆满……

满月的光华四射，有的同学打起了鼾……

到了初三下半年，教育形势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因为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为了使升学率不至于落后他人太多而尴尬上的考量，取消了某些“应景”的劳务输出。这时，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王秉贤老师。

王老师教我们语文，讲课的语调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他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有那么点文人的风范，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爽”。还没等待我们毕业，他走了，走得很爽。他犯错误了，据说也是“粮食政策”惹的祸。“粮食政策”真猛，猛走了许多老师，人人谈虎色变，皆因猛于虎。

王老师走了，我有点心酸，也很黯然。但对于我，他还是走的好。这里有个小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

初一伊始我还踌躇满怀，但不久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政治风暴——“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我理想膨胀的心开始萎缩，颤抖。

解放前，地主、富农被分了，贫下中农底子薄，富裕中农是解放后最富裕的阶级了。官方说，“富裕中农最具复辟的危险”，有人已经又买地了。他们总想走回头路，尝试不曾有过的富有……

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以“震动”为特征的。“震动”，形象地说就是地震，让天地来一次重组。“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过后，使土改后农村的社会成份有了新的变化，许多富裕中农变为富农，成份升了一格，人格下降了一格，成为专政的对象，发生了质的蜕变。更有甚者，标准的中农也连升两级，也加入富农的行列，我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个，叫做“新富农”。他们昨天还扬眉吐气，一夜间就垂头丧气，这不是地震又是什么啊？那时的富裕中农是最危险的阶级，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受。对此，我整天忧心忡忡，生怕家庭成份升级啊。

“打击富裕中农”运动，社会上习惯叫它“二次定成份”，3年后又推翻了，维持“原判”。但它给社会震动的地震波，也波及到了我。

初二的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登记表。填写的内容，不外乎年龄、性别、籍贯……最让我难以下笔的，是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两项。个人表现一栏由班主任来完成，那就是对你的印象、鉴定，这也是要命的文字，我没有办法左右老师的笔墨，只好听之任之，凭命由天了。

这张登记表对于我来说，假如我如实填写，那就是在“前途死亡”证明上签字画押了，我甘心。所以，我心一横，根本就没有填写，更没有上交到老师那里。刘老师催促过几次，我就说父亲在填写，或说在等大队盖公章呢。盖公章，那是必须的证明，严格的程序。

眼看就搪塞不过去了，刘老师突然金球“死亡”了，我们都相互离开了对方的视线。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有了正常的跳动。

可是，到了初三下学期，学校又发了一张大致同样的表格，限令一周内完成。我冒汗了，不填是不行了，这是一张涉及升学的报名表。

我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就加大力度的学习，想以学习成绩弥补“先天不足”。但我依然瞒天过海，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那些地主、富农的亲属一个都没有。父亲的职业写得很醒目，他是老师。那时的老师就是国家干部，连商店的营业员、医院的大夫护士都是国家干部，有那么一点值得荣耀的亮点。

我终于被新民高中录取了，既兴致又幸运。

也许是小小的年纪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吧，所以即使遇到幸运的事儿也总往坏里想。人还没来到高中的校门，忧虑又在叠加。

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名字不会写错吧？

老师给我的鉴定历来都是最恶劣的，倘若王老师也这么写，那是绝对考不上高中的。

初中的6个学期中，前5个期末鉴定那栏除了老师的评语，我的品行等级都是“可”。最后一个学期的评语，也是毕业鉴定，老师是不让我们看到的，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让家长看过再签字，那是绝密的文件。

“可”是什么概念啊？大概就是表现可以的意思吧。那个时候，学生的品行分为4个等级——优、良、可、劣。被开除的学生，品行等级为劣，恶劣至极了。我的等级是“可”，是“劣”的边缘，是在校生品德最差的了，我们班里只有3个，吴和梁加我，有的班级根本就没有一个。

这样有“可”的期末鉴定，我从来不敢让父亲看一眼，偷偷地盖上父亲的印章，再龙飞凤舞地模仿父亲的笔记，开学后再交到老师那里……

可以说，多年来我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难以摆脱的负担中生活学习的，没有一刻的轻松。即使在金榜题名的喜悦时刻，也难以得到欢呼雀跃的舒展，想起来好不悲凉。

我好委屈，因为我有过很多的积极表现，应该得到老师的好评，得到“良”的品行。初二放暑假的时候，我牺牲回家的休假，放弃享受母爱的温存，一个人给学校起早贪黑地放牛。这不是一种精神吗？不是，大概是我的精神错乱了，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往舒心的路，只有走进死胡同。

1961年9月1日开学了。和我一起去报到的共有23名新民六中的同学，也许只有我忧心如焚地迈进新民高中的校门。

校门的两侧，贴着6个班级新生的名单，很是醒目。1年1班的名单里没有我，就去看1年2班的。倏然间，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我看到了那3个字——“宋会元”。

原来我就担心录取通知书有可能写错了，现在“宋会元”就摆在我的眼前。怎么办？还是往下看看吧，也许我的名字在后边，也许“李会元”写成了“宋会元”，或者根本就没有“李会元”……

还好，谢天谢地，下面几行的中间位子看到了我的名字了，心怦怦地狂跳不已。直到后来，我看到了新的班主任老师手中的那张在初中毕业前填的表，我的心才稳定了下来。那张表里有我的照片，还有我录取的成绩……

新的班主任姓赵，一脸的笑意。他帮我翻厚厚的表格，一页一页地翻，很有耐性。此时此刻，我也翻开了新生活的新的一页，将坎坷进行到底的一页一页。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

2007年，是新民高中建校100周年。欣值百年校庆，我将以我新近出版的小说《草根轶事》作为礼物献给母校，并表示了我的愿望，目前还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会笑纳。

据说，被约请参加校庆的人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的吧。比如，某某政府机关的要员、某某名人明星、某某大款大腕等等等等。这些我似乎都不是，我只想借机看看那些多年不见的校友、学友罢了。我没有钱捐给母校，那颗心也就难以用“拳拳”、“赤子”由校方来定位。对于我，这两个词汇得用钱来交换，市场经济的法则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希望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

1964年我上高中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有57岁了。她犹如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面色已经苍老，形容显得枯槁。用“半老徐娘”来描绘，对于她来说都是很奢侈的字眼了。

学校的办公室、教室以及“图书馆”，大都是青土砖绿铁瓦的装束，形象很是“古朴”，有些寒酸。“图书馆”原是英国教会在新民的一处教堂，我们新生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们接受了入学后最隆重的洗礼，开学典礼。从那时起，360名新生被学校的团委书记赵恩海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也很亲切，感到高中时代的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很公平，这也让我在“古朴”中吮吸到一丝清凉鲜活的气息，没有分毫的铜臭味令我恶心。

第二堂课回到我们教室里上的，数学课。这时我才有暇仔细地光顾教室的功能与结构。教室的建筑材料和风格与教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西侧两扇对称的窗户很明亮，明亮得有些刺眼。窗户的中间是黑板，这布局很好，规范你时时刻刻地盯住黑板，不许你左顾右盼，不然那明亮的窗户就会狠狠地刺你的双眼。可是，我的眼睛还是被窗户吸引住了，我看到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正在微笑着注视我们听课的神情。

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由谷底向上反弹，学校对我们这一届新生也给予很高的期望，学苗很好，教学上也抓得很紧。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赵老师，他也是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地就位了，决心和其他班级一争高下。

赵老师，赵焕廷，外乡人，黑脸膛，瘦高个，衣着简朴。他是体育教学组的组长，教我们的体育课。我们第一次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略微打量了我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喜。那么多的新面孔，靠“按图索骥”谈何容易？对班级没有信心，对自己缺乏恒心，是难以做到的。也许因此，他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了。

新生入学，除了在录取通知书上写明的“伙食费”、“自带行李、牙具”等须知以外，最末一条至今记忆犹新——新生开学时必须带一把镰刀。

3年困难时期最后一年，人们看到了“复苏”的希望，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在人们的心中荡起了一股春风。其中的“三自”就有自留地的内容，也允许农民自由开荒，填饱肚皮不再遥远，也不再是梦寐以求。

春光融融，但也乍暖还寒，学生的粮食定量仍然局限在每月30斤的低水平上。一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柴米油盐都囊括其中，副食少得就像吃盐。诚然，比起初中的伙食来，到了新民高中有很大的改善了。这个改善，共有3个因素参与，好像三英战吕布对“饥饿”进行围攻。

其一是，定量由原来的每月27斤增加到30斤，多出来3斤，每天多了一两。虽然仅仅多出一两的粮食，但却使午饭多了一碗稀粥，代替了那碗没油少盐的清汤，天天都让你期盼它。期盼就是希望，希望就让你心里亮堂，好日子就不会阴霾雾瘴。

其二是，学校有个粮食基地——兰旗堡子农场，在沈山线巨流河车站东北的辽河东岸。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师生们会餐的主副食完全出自于这个不算太大的农场。也正是这个农场，我才懂得“会餐”这个词，以前没有听说过。

其三是，学生自己动手去“觅食”，镰刀就派上了用场。

开学不久，全校3个年级共一千多名学生进行了“五次东征”，全力以赴采集“落豆”（音laodou）。“落豆”学名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只知道它是野生的藤蔓豆科植物，草地里、树丛中随处可见，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很强。每个豆荚里都结着三四颗像高粱米大小的豆粒，豆粒一副紫微微的花脸，很坚硬。把“落豆”磨成豆粉，或掺在窝头里，或掺些野菜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