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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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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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兵发欢喜岭”,倒不如说是欢喜岭点将,点到了我们班的头上。

那次李老师被小韩村的王队长“挤兑”走了,我们班曾落脚欢喜岭。

李老师因那个“粮食政策”,不仅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官心”,上上下下不得劲。现在换了一个作战的环境,他下定决心“从打鼓,另开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学生们的“大干,苦干加实干”来改变一下自己难堪境地,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欢喜岭对李老师更是大加赞赏,说我们班是最能干的战斗队,并表示欢迎李老师有机会“旧地重游”。学校领导得到欢喜岭送来的一面鲜红的锦旗,李老师也在领导那红了起来。

然而,旧地重游的不是李老师,而是刘老师,刘兴阁老师。

刘老师怎会甘拜李老师的下风啊?他不仅要保持荣誉和传统,还得有新的突破!这既是他的本意,也是学校的殷切“嘱咐”。

春天刨玉米高粱茬子,我们比当地的农民起得都早,到地里刚能分清茬子是玉米的还是高粱的,地表还有一层夜间冻的冻土呢。干活的地块稍微远一点,我们就不回“家”了,由学生炊事员把饭送到地里,品味着什么叫餐风饮露的滋味。

学生炊事员做好饭,再送到地里,但她们一天的劳动并没有结束,收拾好碗筷后还要去挖一定数量的野菜,当然是多多益善。早春,她们就挖小根菜,剁碎了掺在玉米面里,窝头就大了。这样的窝头没增加多少营养,权且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吧。大地绿了的时候,小根菜不能吃了,又苦又辣难以下咽。这时的田边路旁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老鸹膀子”,猪都不吃的野菜,我们借以充饥,劳动强度大,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春天就这样过去了,留给我们的是蜡黄的脸和绿野菜颜色的粪便,还有欢喜岭对我们名声在外的垂涎。于是,秋天我们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又一次卷土重来。

国庆节那天,刘老师向我们发出号召:“咱今天割完这片谷子再收工,回去过国庆节!”老师要献礼,同学就得卖力气,直到月上中天才收镰,真是“割月中秋”啊!

同学们没有怨言,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嘛”,何况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呢?只是在回生产队的路上都盘算着这顿晚餐。我们没有奢求,能吃顿饱饭足矣,过节了嘛。

果然“如愿以偿”:主食三两秫米稀饭依旧,这是粮食政策,不得违反。满满的一碗土豆炖白菜可是破例的,虽说缺油少盐,总算撑鼓了肚皮,打出了饱嗝。

正在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惊喜出现啦。学校派人提前为我们送来了月饼!

“中秋节不是还有三天吗?”不知谁在小声问,其实是在庆幸。来人说:“学校跟商店商量好了,国庆节和中秋节一块过啦。”这话乐得同学直拍手,眼睛一起盯上装月饼的袋子。

糟糕的是,路途远驴车又颠簸,很难有一块完整的月饼了,可能那时的月饼就这个德性。

为了分得均匀,不干活的刘老师开始“操刀割月”,又用秤来称,极尽精心。这时我们已垂涎三尺了,完全忘记刚才的那顿饱饭,肚子是否还有空间。

我们“吃月望月”,痴痴的,呆呆的。尽管月饼破碎,我们还是咀嚼到了艰苦中的香甜,企盼着未来的圆满……

满月的光华四射,有的同学打起了鼾……

到了初三下半年,教育形势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因为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为了使升学率不至于落后他人太多而尴尬上的考量,取消了某些“应景”的劳务输出。这时,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王秉贤老师。

王老师教我们语文,讲课的语调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他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有那么点文人的风范,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爽”。还没等待我们毕业,他走了,走得很爽。他犯错误了,据说也是“粮食政策”惹的祸。“粮食政策”真猛,猛走了许多老师,人人谈虎色变,皆因猛于虎。

王老师走了,我有点心酸,也很黯然。但对于我,他还是走的好。这里有个小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

初一伊始我还踌躇满怀,但不久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政治风暴——“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我理想膨胀的心开始萎缩,颤抖。

解放前,地主、富农被分了,贫下中农底子薄,富裕中农是解放后最富裕的阶级了。官方说,“富裕中农最具复辟的危险”,有人已经又买地了。他们总想走回头路,尝试不曾有过的富有……

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以“震动”为特征的。“震动”,形象地说就是地震,让天地来一次重组。“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过后,使土改后农村的社会成份有了新的变化,许多富裕中农变为富农,成份升了一格,人格下降了一格,成为专政的对象,发生了质的蜕变。更有甚者,标准的中农也连升两级,也加入富农的行列,我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个,叫做“新富农”。他们昨天还扬眉吐气,一夜间就垂头丧气,这不是地震又是什么啊?那时的富裕中农是最危险的阶级,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受。对此,我整天忧心忡忡,生怕家庭成份升级啊。

“打击富裕中农”运动,社会上习惯叫它“二次定成份”,3年后又推翻了,维持“原判”。但它给社会震动的地震波,也波及到了我。

初二的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登记表。填写的内容,不外乎年龄、性别、籍贯……最让我难以下笔的,是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两项。个人表现一栏由班主任来完成,那就是对你的印象、鉴定,这也是要命的文字,我没有办法左右老师的笔墨,只好听之任之,凭命由天了。

这张登记表对于我来说,假如我如实填写,那就是在“前途死亡”证明上签字画押了,我甘心。所以,我心一横,根本就没有填写,更没有上交到老师那里。刘老师催促过几次,我就说父亲在填写,或说在等大队盖公章呢。盖公章,那是必须的证明,严格的程序。

眼看就搪塞不过去了,刘老师突然金球“死亡”了,我们都相互离开了对方的视线。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有了正常的跳动。

可是,到了初三下学期,学校又发了一张大致同样的表格,限令一周内完成。我冒汗了,不填是不行了,这是一张涉及升学的报名表。

我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就加大力度的学习,想以学习成绩弥补“先天不足”。但我依然瞒天过海,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那些地主、富农的亲属一个都没有。父亲的职业写得很醒目,他是老师。那时的老师就是国家干部,连商店的营业员、医院的大夫护士都是国家干部,有那么一点值得荣耀的亮点。

我终于被新民高中录取了,既兴致又幸运。

也许是小小的年纪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吧,所以即使遇到幸运的事儿也总往坏里想。人还没来到高中的校门,忧虑又在叠加。

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名字不会写错吧?

老师给我的鉴定历来都是最恶劣的,倘若王老师也这么写,那是绝对考不上高中的。

初中的6个学期中,前5个期末鉴定那栏除了老师的评语,我的品行等级都是“可”。最后一个学期的评语,也是毕业鉴定,老师是不让我们看到的,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让家长看过再签字,那是绝密的文件。

“可”是什么概念啊?大概就是表现可以的意思吧。那个时候,学生的品行分为4个等级——优、良、可、劣。被开除的学生,品行等级为劣,恶劣至极了。我的等级是“可”,是“劣”的边缘,是在校生品德最差的了,我们班里只有3个,吴和梁加我,有的班级根本就没有一个。

这样有“可”的期末鉴定,我从来不敢让父亲看一眼,偷偷地盖上父亲的印章,再龙飞凤舞地模仿父亲的笔记,开学后再交到老师那里……

可以说,多年来我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难以摆脱的负担中生活学习的,没有一刻的轻松。即使在金榜题名的喜悦时刻,也难以得到欢呼雀跃的舒展,想起来好不悲凉。

我好委屈,因为我有过很多的积极表现,应该得到老师的好评,得到“良”的品行。初二放暑假的时候,我牺牲回家的休假,放弃享受母爱的温存,一个人给学校起早贪黑地放牛。这不是一种精神吗?不是,大概是我的精神错乱了,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往舒心的路,只有走进死胡同。

1961年9月1日开学了。和我一起去报到的共有23名新民六中的同学,也许只有我忧心如焚地迈进新民高中的校门。

校门的两侧,贴着6个班级新生的名单,很是醒目。1年1班的名单里没有我,就去看1年2班的。倏然间,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我看到了那3个字——“宋会元”。

原来我就担心录取通知书有可能写错了,现在“宋会元”就摆在我的眼前。怎么办?还是往下看看吧,也许我的名字在后边,也许“李会元”写成了“宋会元”,或者根本就没有“李会元”……

还好,谢天谢地,下面几行的中间位子看到了我的名字了,心怦怦地狂跳不已。直到后来,我看到了新的班主任老师手中的那张在初中毕业前填的表,我的心才稳定了下来。那张表里有我的照片,还有我录取的成绩……

新的班主任姓赵,一脸的笑意。他帮我翻厚厚的表格,一页一页地翻,很有耐性。此时此刻,我也翻开了新生活的新的一页,将坎坷进行到底的一页一页。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

2007年,是新民高中建校100周年。欣值百年校庆,我将以我新近出版的小说《草根轶事》作为礼物献给母校,并表示了我的愿望,目前还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会笑纳。

据说,被约请参加校庆的人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的吧。比如,某某政府机关的要员、某某名人明星、某某大款大腕等等等等。这些我似乎都不是,我只想借机看看那些多年不见的校友、学友罢了。我没有钱捐给母校,那颗心也就难以用“拳拳”、“赤子”由校方来定位。对于我,这两个词汇得用钱来交换,市场经济的法则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希望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

1964年我上高中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有57岁了。她犹如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面色已经苍老,形容显得枯槁。用“半老徐娘”来描绘,对于她来说都是很奢侈的字眼了。

学校的办公室、教室以及“图书馆”,大都是青土砖绿铁瓦的装束,形象很是“古朴”,有些寒酸。“图书馆”原是英国教会在新民的一处教堂,我们新生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们接受了入学后最隆重的洗礼,开学典礼。从那时起,360名新生被学校的团委书记赵恩海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也很亲切,感到高中时代的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很公平,这也让我在“古朴”中吮吸到一丝清凉鲜活的气息,没有分毫的铜臭味令我恶心。

第二堂课回到我们教室里上的,数学课。这时我才有暇仔细地光顾教室的功能与结构。教室的建筑材料和风格与教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西侧两扇对称的窗户很明亮,明亮得有些刺眼。窗户的中间是黑板,这布局很好,规范你时时刻刻地盯住黑板,不许你左顾右盼,不然那明亮的窗户就会狠狠地刺你的双眼。可是,我的眼睛还是被窗户吸引住了,我看到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正在微笑着注视我们听课的神情。

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由谷底向上反弹,学校对我们这一届新生也给予很高的期望,学苗很好,教学上也抓得很紧。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赵老师,他也是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地就位了,决心和其他班级一争高下。

赵老师,赵焕廷,外乡人,黑脸膛,瘦高个,衣着简朴。他是体育教学组的组长,教我们的体育课。我们第一次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略微打量了我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喜。那么多的新面孔,靠“按图索骥”谈何容易?对班级没有信心,对自己缺乏恒心,是难以做到的。也许因此,他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了。

新生入学,除了在录取通知书上写明的“伙食费”、“自带行李、牙具”等须知以外,最末一条至今记忆犹新——新生开学时必须带一把镰刀。

3年困难时期最后一年,人们看到了“复苏”的希望,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在人们的心中荡起了一股春风。其中的“三自”就有自留地的内容,也允许农民自由开荒,填饱肚皮不再遥远,也不再是梦寐以求。

春光融融,但也乍暖还寒,学生的粮食定量仍然局限在每月30斤的低水平上。一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柴米油盐都囊括其中,副食少得就像吃盐。诚然,比起初中的伙食来,到了新民高中有很大的改善了。这个改善,共有3个因素参与,好像三英战吕布对“饥饿”进行围攻。

其一是,定量由原来的每月27斤增加到30斤,多出来3斤,每天多了一两。虽然仅仅多出一两的粮食,但却使午饭多了一碗稀粥,代替了那碗没油少盐的清汤,天天都让你期盼它。期盼就是希望,希望就让你心里亮堂,好日子就不会阴霾雾瘴。

其二是,学校有个粮食基地——兰旗堡子农场,在沈山线巨流河车站东北的辽河东岸。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师生们会餐的主副食完全出自于这个不算太大的农场。也正是这个农场,我才懂得“会餐”这个词,以前没有听说过。

其三是,学生自己动手去“觅食”,镰刀就派上了用场。

开学不久,全校3个年级共一千多名学生进行了“五次东征”,全力以赴采集“落豆”(音laodou)。“落豆”学名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只知道它是野生的藤蔓豆科植物,草地里、树丛中随处可见,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很强。每个豆荚里都结着三四颗像高粱米大小的豆粒,豆粒一副紫微微的花脸,很坚硬。把“落豆”磨成豆粉,或掺在窝头里,或掺些野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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