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好的团支部书记，也没有逃出“政治漩涡”给他带来的厄运！
1960年冬，罗家房公社的二道房等几个大队，在有关文件地指导下，经历着一场“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张柏芝的父亲被定为落后地区中的“历史反革命份子”，不久被关押。有这样的老子，其子女的“政治标签”刹那间变得一文不值。
张柏芝所以愿意接近那些学习好的同学，是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远大志向的流露，渴望在学习上后来居上。如今，一切美好的梦幻，都被这个铁的事实击得粉碎。不久，他便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学校，加入另一类“盲流”中去。一时间，全校哗然，这个在全校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逃跑了！”，同学们难以接受这个“政治事件”。
1985年夏，我听说她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一家商店当经理，顺便去看她。不巧，张柏芝那天不在，我只好请她的同志待我向她表示问候，以期日后再见，但至今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后来，她的堂弟告诉了我她的电话，打过去原来是一家公用电话，好不失意。
如果有人问我：按你的体会，是初中好呢，还是高中好呢？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初中好！
初中时期，虽然我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和苦难，但有那么多的同学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同情与鼓励，终生难忘。初中，是我人生启航的加油站！他给了我继续远航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考上了上一级学校。而高中呢？我搁浅了，永远的搁浅了！
到了高中，我像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行驶，随时都会倾覆。我的夙愿，也像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会被巨浪吞噬，最终不还是沉没了吗？这就是我对初中与高中的印象，就是最实在的评价！但是，我留恋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没有他们，我不但“沉没”海底，恐怕我的灵魂也要彻底地沉默了，还会有我现在的“流水人生”吗？（这个纪实文学的题目曾经定位‘流水人生’）。我所以又漂浮上岸，是我高中的同学们，分担了我这首破船被潜流抽打的痛苦，是他们竭力地把我拉起，拽出水面，有抚平伤痕蹒跚上路，不是升学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高二上学期，我就被学校列入“个别生”的黑名单，并在全校生活会上“公审示众”，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试想，有哪个大学愿意要一个个别生入学啊？我不知所措，茫然若失。同桌的程德昌对我的境遇很同情也很着急。他劝我从此往后好好地表现，多在学习上下功夫，学校和班主任对你的印象是会改变的。
对此，我半信半疑。信，他的话有些道理，这也是我的强项，办得到。不信，也有道理，可我怎么好好地表现啊，得付出多大的牺牲才算得上好好地表现啊？我曾幻想过：我能想刘文学那样多好啊，被地主份子杀死了，成了英雄。最好是我能杀死一个反革命，做活着的英雄更好！但这可能吗？思来想去，还是信他的了，只有信，才有一丝希望和可能，才有出路。但是，在信与不信的折磨中，我总是消沉掺和着彷徨。越是彷徨的心态，程德昌越是对我体贴关心，我们就越是密切了。
不想，我们的关系被“激进”的老师发现了，他偷偷找到程德昌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和严肃的指教：你怎么和他形影不离呢？难道你也想当个个别生吗？为了拆散我们的关系，老师把我们的座位分开了。
我好悲哀，我成了什么人了？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了！
为了不影响他，我们的来往少了，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这都是程德昌的话让我在无望中坚持读完高中的三年学业，没有让光阴白白地流逝。“好好学习”我做到了，但这不叫“天天向上”。最后，我还是在老师毕业鉴定的阴沟里翻了船。唉，三十六计走为上，走上山下乡这条不容我不去选择的道路。
一个学习上的尖子生，一心想升学的人，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意愿，所有的同学无不为之震惊，也让刘文孝老师瞠目结舌，因为他分明在我的毕业鉴定中写道：“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的定论。他也挨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以我最大的牺牲，出了我一口怨气。但是，好多同学怎么也理解不了，想不通我会这么做。他们替我惋惜，甚至是叹息。对于我的“革命行动”，他们是不敢直言相劝的，也怕落个“打击进步”的罪名，落个救人不成自己反到也掉进万丈深渊里。然而，一些胆大包天的学友，还是想方设法要把我拉回高考复习的轨道上来。赵鸿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鸿德，是我的老乡，新安堡村人。小学时我们就认识了，但我们不是同班的同学。初中的时候，我是3年2班的，他和郭志彪是3年4班的，是梁文富老师的学生。到了高中，我们有幸分配到了一个班级，3年2班。听说我要上山下乡了，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我的意见还是试一试吧，万一……”没等他说完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劝我也没有用，我在农村干一年，等有个好鉴定在考吧。”
他不再劝我了，同意了我的“曲线升学”的战略。学校老师给我的鉴定是不能修改的，只能砍去“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那一条。其余的，老师会出尔反尔吗？当然了，我的“罪恶”也许都会涂抹掉，可是，你还能参加高考吗？你用假“革命行动”来换取“高考”的资格，这可能吗？
无可奈何花落去，赵鸿德对此也由反对到理解，由同情到支持。那年，他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常来信鼓励我实现自己的梦想与夙愿，还寄过来很多的复习材料。
得到同学们的安慰，我的心境暂时平和了一些。但我对高中时期的老师依然耿耿于怀，对同学们依然恋恋不舍，经管我已经是个农民了。
1 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964年冬，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西北风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生产队不得不歇工一天。就是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中，我耐不住对高中同学们的思念，徒步20多华里，顶风冒雪去了陶家屯羊草沟大队知识青年点看望我的同学。
羊草沟的知识青年们，是新民市也是沈阳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热血青年，大都是我们同届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早期毕业的校友。这其中，有的是放弃高考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同学，有的是高考落榜后自愿下乡的，还有极少一部分是社会青年。我们班到这里“大有作为”的一共有五名同学，他们是：常广荣、刘长发、贾广来、温雅坤、李艳芝。他们的家都在新民市内，生活上都很贫困，毕业后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都成了社会上“流浪”的一族。
羊草沟与我家隔着辽河，在我家的西北方向。这里的知识青年点，座落在半山腰上，几栋砖石结构的平房围成一个四合院。房屋虽然很土，但在那时的农村得算得上宏伟的殿堂了，周围的农舍没有一块砖瓦。
男女知青的宿舍很简陋，同当时高中住宿生的宿舍没有一点区别，清一色的南北大炕，一间宿舍要住上二三十名知青，相当于旧社会的大车店。
那天，我刚一出门，脸就被冻得通红，手就像猫咬似的疼痛。本来就很单薄的棉袄，风一吹就透心的凉。我没有走弯弯曲曲的大道，就走“直线”，奔辽河对岸的山头。“直线”没有路，坎坎坷坷的，雪深没膝，还要小心辽河里的“清沟”。“清沟”就是水流湍急水深莫测的地方，那里冬天是不结冰的，大雪天往往被雪覆盖了，就成了要命的陷阱。凭着我是辽河边长大的孩子，还是有些经验的，就壮着胆子走险路，少些风雪的折磨。
等我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霜雪几乎遮住了我整个脸膛，所以他们谁都没认出我来。对于我的来到，他们十分惊愕又非常的惊喜，也很“放心”，都长出了一口气。道理很简单，我经受了那么沉重的打击，还活着，这可能吗？至少认为我会落个半疯半傻。他们拥抱着我，把我推上炕头，围着我嘘寒问暖，生怕我突然在他们的包围中蒸发了似的。我也仔细地端详着他们，个子好像高了一些，脸色肯定黑了许多，说话的语音变得粗了。
刘长发拉紧我的手：“会元啊，我真担心你会闹出什么事来，若不然，你干脆也搬到我们这来算了！”
痛苦归痛苦，失望归失望，思念归思念，关爱归关爱……可是，我曲线升学的目的没有实现，怎么会轻生呢？怎么会和他们走在一起呢？我的升学谋略和他们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赞成，不再挽留我了。
青年点的伙食还算可以，大饼子秫米饭能够填饱肚皮，白菜土豆上顿接着下顿，比高中的伙食多了些油花。看得出，所有知青们那种知足的心情流露得淋漓尽致。是的，快要过年了，一群一伙的同学们正在排练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他们没有谁“想家”。
我也不会想家，风雪还在下个不停，估计生产队明天还要歇工，加上大家的挽留，我住那一夜。
青年点的火炕还是很热乎的，“热”得我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回眸着昨天、回味着今天、也回响着明天……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我和同学们告辞了，担心生产队“开工”，急着赶路。在我们那，冬天上下班要看汽车的“眼色”行事。汽车，就是沈阳每天两趟到月牙河终点站的班车。月牙河终点站离我们生产队队部200米，早车9点到达时，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家家没有挂钟什么的，就靠汽车计算时间。
同学们执意送我很远，一直送到辽河边，好伤感的，有点像电影《怒潮》的送别。《怒潮》是我们高中时代最流行的故事片，那插曲“送君”也很忧伤。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们祝福我，也嘱咐我，“好好干，别让我们老是为你担心……”
这次造访羊草沟青年点，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书复习的，彻底放弃了再次高考。道理很简单：上边说了，上山下乡不是来镀金的，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所以，他们没有人敢谈论什么升学深造的话题，都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所以没有接受刘长发他们建议我到羊草沟，考虑的就是那里的“再教育”氛围不适合我“曲线升学”。然而，这个天真烂漫的战略思想，很快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攻破了。
风风雨雨，寒来暑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历经十几个春秋的高潮后，这股潮流很快就“倒潮”了。回城，就成了下乡的反弹，贾广来、李艳芝捷足先登。常广荣和温雅坤在羊草沟结婚了、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实实在在地扎根在农村。但是，他们扎的根不深，是“须根系”的根，经不起这股比下乡还要猛烈的回城浪潮的冲击，不久也会成了。回城的时候，常广荣已是羊草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在以后我们聚会的日子里，我和他开玩笑地说：“你是什么党支部的书记啊，扔下几千个村民不管了，独自回城享清福，算什么共产党员啊，简直就是国民党逃跑到台湾……”
我们班的5名知青，最后一个回城的是刘长发，直到1984年他才回到离别20年的故土，和年迈多病的父母团聚。
“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历史了，对此褒贬不一，更多的人把它叫做灾难，他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切齿的伤痛……吃亏不小。但我觉得，“吃亏是福”！
农村、农民、农业都是苦环境、苦行业、苦差事，无处不苦。苦可以磨练人，让人懂得除了苦任何东西都是难以找到的。现在，有人故意找苦吃，找到了吗？肯吃苦吗？倒是那个社会让你有苦可吃，逼着你吃苦，“吃苦是福”的机遇让你享受了，值得庆幸！大多数曾经下乡的知青，他们都有出色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业绩，都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在我们的同学堆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学相聚，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7人，那时我们都有些老了，山南海北能见面，还有这么多的人，可谓实在是不容易了。细数自己的子女的学历，得出一个惊人的答案：凡是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大学的。相反，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这仅仅是偶然吗？当然也不是什么命运轮回。我只能用他们父母意志的“磨砺”和不泯的希望，成就了他们的下一代来解释，反正我是这样的。反正我们是“置死地而后生”的，对自己已经毫不在乎了，所以能豁出自己的命去为子女打拼。
我还记得，那次去羊草沟分手的时候，他们5个人一再地叮嘱我：你和赵鸿德是老乡，他和吕维媛又是我们的同学，有机会回来就互相转告一下，大家聚聚。这件事我做到了，但时间已经过去33年。
1 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1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赵鸿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后来成了技术骨干。吕维媛家住新民镇内，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业也分配到赵鸿德的单位。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保持着恋爱关系，来到齐齐哈尔后不久就结婚了。
他们没毕业的时候，那年的寒假他们俩曾经来看我，大概是1968年冬。那时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住在两间很小的土草房中，四处漏风，窗台上的水碗都结了冰。屋子里除了一个脸冻得通红的孩子和土炕上的几床被褥之外，剩下的就是两个腌咸菜的罐子，一口水缸。这就是那时我的家，寒酸得让他们难以想象，又无所适从。
他们怕我伤心，勉强吃了午饭回到赵鸿德的家。
我们久别才得以相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话题中，关于我曲线升学当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了。现在，这只是个话题而已，各个大专院校都在停课闹革命的热潮中而沸沸扬扬了，谁知道停课会结束在牛年马月，还有升学的年代吗？再看看我的处境，升学比黄粱一梦还要飘渺。此时此刻，我们都强颜为笑，他们只好故作姿态勉励我：“孩子大了就好了，社会怎么能总是这样啊。”他们只能这样说了，也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