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4部分

林彪终于倒台了！大快人心，慰藉我心。对此本该弹冠相庆一番，但没有谁敢喜形于色，一吐为快。人人都还在梦中，不敢承认这是事实，一旦说他死了，人家没死，你就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少说为佳。

就在文件传达后的国庆前夕，人民日报不是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吗，大意是：人民画报将刊登一组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一起的图片。

由此可想而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不说为高。

谢书记宣读文件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但没有喝一口水，坚持着把文件念完。尽管有许多白字错字，咬文嚼字的先生们毫不在意，我想，只要你别把“死”字念“活”了就好。

按照谢书记会前的要求，会后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议论林彪之死，都害怕这是“指鹿为马”，是个陷阱，圈套。万一人家察言观色，暴露自己的立场，然后，对“反对派”一网打尽，后悔就晚了。

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玉甫。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好像刚刚睡醒似的，还不能正常发音似的，小声地讲述着林彪之死。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更有神奇的，比如，说他是被某某部队的导弹导下来的……添枝加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彻底地醒了，开始大喘粗气地评论着。直到这时，李玉甫才把我的预言公诸于众，抬举我有高见、远见。但是，他没有“远见”，把我坑苦了。

我被公社的领导及其秘密地找去了。严厉的批评，我倒并不在乎，说要把我从学校驱逐出去，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领导的理论是：

不管怎么说，林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用不着你上中农、臭老九来说三道四的，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

悲哀啊，相当的悲哀！悲哀的不仅仅是他的理论，而是人们对谬误的崇拜竟然疯狂到了极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某些人竟然被奴化到如此地步。这不是悲哀是什么？这，比我的预言还伟大。

　3　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3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我没有预言的功能，但我承认自己的“远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林彪是彻底地倒毙了，然而“树倒猢狲并不散”，天上依然是风云翻滚，人们心中自然是阴霾笼罩。在“批林批孔”、“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大题目之下，还簇拥着数不清，接应不暇的小题目，把人们的思维尽数卷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去，以完成林彪“未尽的事业”中来——这就是我当时对政治空气的嗅觉，也是众多嗅觉还没有全部丧失的人们，共同保持着的沉默共识。

那时候，我不再想有什么“预言”了。因为两次预言虽然都给我蒙对了，可没有给我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相反却滋生出重重的危机。我已心悦诚服地认账了，我笃信：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对预言应该“忍让”才是。这也算积点口德留给日后的子孙吧。

同时我也坚信：轮到我的下一代，绝不会像我这样失魂落魄。这也是我还没有来到学校，也没有娶上老婆时就有了的想法，在后来的林彪死后我更加坚定下来。再之后，我在一边劳动一边教学中，思谋着我对未来的愿景，对下一代的构想，那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1970年9月1日，二道房小学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实行“小学戴帽”的教学体制。所谓“小学戴帽”，就是小学和初中一条龙，小学5年，初中2年，不出校门念7个年头，小学生就是初中毕业生了。于是，各个小学师资奇缺。

经过极其耗时的期待，我终于看到了当老师的希望，就报了名，就等待人家的召唤，做好上任的准备。

老婆说我白扯、瞎扯、胡扯，没给人家送一分钱的礼，你会当上老师吗？她让我死心，我和她打赌，我说这事十拿九稳，你就帮我准备准备吧。她看我说的那样有把握，就觉得可能是一场大暴风雨即将来临，雨点有可能淋到我的身上，就开始为我量身定做“嫁妆”。

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有一条蓝色的毛料女式裤子，在沈阳中街买的，花了40多元，堪当天价。1967年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起早贪黑干一年的活，我从生产队才领回38元钱，一条裤子就是一年的汗水。她舍不得穿几回，给我“毁了”，变成了男式的，体面一点吧，没有钱买新的，我有些难为情。

不久，我如愿以偿，第二次走进了学校，教初中的数理化课程。老婆很高兴，在农村，民办教师也是最有文化的文化人了，何况我还教初中啊，很神圣的啦。我也总算能够再次和书本打交道而感到一丝的欣慰。

第一天下班回家，老婆再次问我能当上老师的奥妙机关。我说，其实这事很简单。现在教育大发展，就像一场暴风骤雨，雨点多，有头有脸的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去，怎么也得有一个两个说得过去的人选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说得过去，我就混了进去，鱼目混珠吧。说过，我和她都痴痴呆呆地笑了，谁是鱼目谁心里明白，大家都明白吧。和我一起混进去的，还有王玉杰、张国礼。读高中的时候，他俩比我晚三届，我们既是校友也是老乡。他们毕业时没有高考了，“文革”闹的，大势所趋。他们和我不一样，我的高考是被人为地取消了的。

在一次和王玉杰交谈中，他问我：“64年你刚毕业时，不是当过老师的吗，后来……”

1964年夏末秋初，我确实在父亲的周旋下，当了3天民办教师，仅仅是3天。想不到刚上班就被人告了御状，说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不让贫下中农干啊，非得找个上中农？我看这也不是什么特好的差事，没等人家公社下令，自己就打马回山了。如今所以自己又去争取，目的不在教书，而是为自己充电罢了，下一代希望我这样，这就是我的愿景吧。没有电，所有对子女的期待都会瘫痪、死机啊！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本来可以恢复的高考又中断了妊娠，胎死腹中。于是，大批大批的工农兵在反潮流的热浪中，迈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们梦寐以求的等待，在刹那间完成了分娩的全过程，没有痛苦，一切皆大欢喜。杨焕忠、谷万国，就是其中的幸运者，还有后来的王玉杰。

初中的时候，杨焕忠在我上一届，毕业时他考上了中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中专下马，他没有完成学业，成了最早的民办教师。

他的父亲是大队的老支部书记，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的代表，世称“老贫农”，在学校说一不二一统天下。他的岳父陶校长，对他的深造更是全力以赴，于是间杨焕忠就成了文革后首批“辽大”的大学生，化学系的学生了。

我知道世态的深浅，不会和他竞争，涉足其间搅浑水。第二年，我升学的心又萌动了，就去到公社找那个负责报名的人，希望我的旧梦重圆，或者叫死灰复燃。

其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肚子里的怪胎就孕育了。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曲线升学的蓝图，因为那时候有政策，下乡劳动二年就可以报名高考，从劳动的第一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

如今，我也在“先驱”之列，我的表现还不够积极吗？不是很革命了嘛。但事与愿违，没等到两年，“文革”就开始了，所有的梦想都成了泡影，都是狂人的呓语，都是没有边际的梦幻。

负责报名的公社干部，嘿嘿一笑对我说：

“我认识你，上中农，能当个老师就不错了……”

说着，他又把手里的学员登记报表在我眼前抖了抖：

“你看看，有你这样条件的吗？”

是的，人家个个根红苗正，里面三新。我自找没趣，心里很烦，就恶狠狠地冲着他：

“我的成份是不好，社会关系又复杂，是我妄想了，到我儿子的时候你还说的算不？”

“好啊，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有共产党在，你千秋万代就别想上大学！”

“我也告诉你，张铁生似的大学生长远不了！”

“好，你还敢污蔑反潮流！”

“呵呵，潮流是客观规律，谁也反不了，所以反潮流没有好下场！”

世上还是好人多，在一旁的另一位公社干部把我拉开了，悄声道：

“算了，名没报上，再惹出祸来值得吗？”

推心置腹的话，我会听得出来的，我有人性，就能闻出人味来。但我还是余怒未息，我又回过头来，郑重地告诉他：

“你也记住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分数说了算！”

我的这次“反潮流”裹挟着一定的预言成分，是他逼出来的。

随着历史的江河在时代的撞击中“大浪淘沙”，我坚信，真理就是真理。当然，我也又一次因为“预言”遭到严重的“撞击”，虽然没有头破血流，但也惊心动魄。每每如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就这个命了，呜呼，哀哉。

“报名”后的第二年秋末冬初，公社负责教育的干部来学校检查教学工作，我的麻烦就来了。这个人正是我反的那个“潮流”。他先翻了翻其他老师的教案，然后就来看我的。这种声东击西的小动作，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因为我们过过招儿，彼此心里都明白。

我想，教案有什么？会有什么把柄让你抓住我不放吗？最严重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批评我不那么认真罢了，其他还会有什么啊……

我在这边胡思乱想，人家那边真的在鸡蛋里挑骨头。他还真就挑出了“硬头货”，硬得像木棍子，准能打死你的东西——一个顺口溜，一首打油诗，一则像宋江似的反诗，写在我的教案里！

他先找校长秘密谈话，拿着我的教案，那是证据，上面有我的“反诗”，诗的大意是：

河滩晋杂五，水库是白单……

“晋杂五”是高粱、“白单”是玉米，都是当时最高产的新品种。这怎么是反诗？校长找我的时候，我莫名其妙。

校长让我看我写的反诗，我笑了，反问校长：

“我模仿你的字体写的诗，你还不认识吗，这是反诗吗，明明是赞美诗嘛。”

校长姓陶，陶喜春，雅号陶溪村，杨焕忠的岳父，小时候我就熟悉。别看他在他姑爷上大学时没为我说话，我也没要求他为我说话，我知道我不够“条件”。遇到“反诗”，他不能不为我说话了，我们算是有交情。

陶校长和家父是老同志，小时候我叫他陶大爷。陶校长的国画在当地小有名气，买不起年画的就求他画一张过年，好多人家都有他的丹青贴在墙上，落款就是陶溪村。绘画和书法历来都是形影不离的姊妹，他的字笔走龙蛇，刚柔兼具，造诣颇深。我常向他请教细心临摹，以示尊崇。于是，我们就有了默默的师徒关系。

这次节外生枝源于他，化险为夷也多亏了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我的“反诗”中那句“水库是白单”，被“潮流”念成了“水库是小草”了。陶校长的书法中，“白”字很像“小”字，“单”字酷似“草”。所以人家说我诽谤“农业学大寨”，诋毁“文革”成果。我的“罪行”相当于当年右派份子，攻击合作化高潮是“合作化高草”那样不可饶恕。他要把我的备课教案带走上报，在全公社开展一次批斗大会，要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革我的命。

陶校长说，人家还有一些更要命的言辞他记不清了，陶校长只顾为我变白，其他的都不重要。

“小子，记住了，以后可别再写这种东西了！”陶校长告诫我，语气沉重，关爱有加。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过去了，我暗自庆幸。假如陶校长不在，我会是什么结果呢？浑身长嘴，你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1976年8月，我到公社不久，陶校长退休了，十几年后，他不幸去世。面对他的西装革履的遗像，我深深地三鞠躬，油然而生一丝凄凉。他的葬礼很简单，根本不像他的绘画那么浓墨重彩，也不像他的书法淋漓尽致的抒情。

我慨叹，那时的陶校长年岁越来越大，官却越做越小，虽然都是校长的职位。

那年月，别看买什么东西凭证凭票，苦苦哈哈地过日子，可有人变着法地开国际玩笑，准让你笑得瞠目结舌。

原来的二道房学校，是由二道房大队、西房号大队、德胜堡大队三家“份养活”的“戴帽”学校，陶校长是唯一的校长。这就像解放前农民一家养活不起猪，两家合养一头那猪一样养一个学校。一夜之间，一条爆炸似的新闻把学校搅得沸沸扬扬，另两个大队各自独立门户，纷纷办起了“戴帽学校”，各自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初中班。这个变数，既有上边的文件精神，又有各自的盘算。

盘算什么，盘算着把自己的钱花在自己的地盘上，自己的学生给自己撑门面，奈何为他人作嫁衣裳？上级的精神是，教育要翻身，就得先革命，革传统教育的命。一时间，全公社大大小小“戴帽”的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陶校长也由皇帝变成了诸侯，可惜这个大才了。我想，对“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会感慨！

我是德胜堡的人，自然回那去任教。陶校长成了一个大队的校长了，他的亲家也仅仅是一个大队学校的“老贫农”。此消彼长，德胜堡学校就多出个校长来，也多出个“老贫农”来。

学校在新来的“老贫农”的精心策划下，按着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劳动课增加了，介入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加了，政治氛围的浓度增加了；对应的是，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减少了，文化课的课时减少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减少了……

教育，经过一阵七嘴八舌的改革有了定论：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样的教学环境，我没有什么动力再在数学、物理、化学上深入下去，改教体育课了。教体育基本不用备课，也不用批改什么作业，课余的时间可以相对地我行我素啦，万岁。

我行我素，是我实现对自己下一代愿景的改弦更张，或叫双管齐下。几年的教学，对自己的充电业已完成，剩下的就是自我“镀金”。“镀金”绝不可与充电同日而语。

1974年初夏，我要在“农业学大寨”、“走出去，请进来”上面做文章。大家都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