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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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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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终于倒台了!大快人心,慰藉我心。对此本该弹冠相庆一番,但没有谁敢喜形于色,一吐为快。人人都还在梦中,不敢承认这是事实,一旦说他死了,人家没死,你就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少说为佳。

就在文件传达后的国庆前夕,人民日报不是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吗,大意是:人民画报将刊登一组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一起的图片。

由此可想而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不说为高。

谢书记宣读文件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但没有喝一口水,坚持着把文件念完。尽管有许多白字错字,咬文嚼字的先生们毫不在意,我想,只要你别把“死”字念“活”了就好。

按照谢书记会前的要求,会后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议论林彪之死,都害怕这是“指鹿为马”,是个陷阱,圈套。万一人家察言观色,暴露自己的立场,然后,对“反对派”一网打尽,后悔就晚了。

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玉甫。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好像刚刚睡醒似的,还不能正常发音似的,小声地讲述着林彪之死。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更有神奇的,比如,说他是被某某部队的导弹导下来的……添枝加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彻底地醒了,开始大喘粗气地评论着。直到这时,李玉甫才把我的预言公诸于众,抬举我有高见、远见。但是,他没有“远见”,把我坑苦了。

我被公社的领导及其秘密地找去了。严厉的批评,我倒并不在乎,说要把我从学校驱逐出去,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领导的理论是:

不管怎么说,林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用不着你上中农、臭老九来说三道四的,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

悲哀啊,相当的悲哀!悲哀的不仅仅是他的理论,而是人们对谬误的崇拜竟然疯狂到了极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某些人竟然被奴化到如此地步。这不是悲哀是什么?这,比我的预言还伟大。

 3 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3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我没有预言的功能,但我承认自己的“远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林彪是彻底地倒毙了,然而“树倒猢狲并不散”,天上依然是风云翻滚,人们心中自然是阴霾笼罩。在“批林批孔”、“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大题目之下,还簇拥着数不清,接应不暇的小题目,把人们的思维尽数卷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去,以完成林彪“未尽的事业”中来——这就是我当时对政治空气的嗅觉,也是众多嗅觉还没有全部丧失的人们,共同保持着的沉默共识。

那时候,我不再想有什么“预言”了。因为两次预言虽然都给我蒙对了,可没有给我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相反却滋生出重重的危机。我已心悦诚服地认账了,我笃信: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对预言应该“忍让”才是。这也算积点口德留给日后的子孙吧。

同时我也坚信:轮到我的下一代,绝不会像我这样失魂落魄。这也是我还没有来到学校,也没有娶上老婆时就有了的想法,在后来的林彪死后我更加坚定下来。再之后,我在一边劳动一边教学中,思谋着我对未来的愿景,对下一代的构想,那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1970年9月1日,二道房小学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实行“小学戴帽”的教学体制。所谓“小学戴帽”,就是小学和初中一条龙,小学5年,初中2年,不出校门念7个年头,小学生就是初中毕业生了。于是,各个小学师资奇缺。

经过极其耗时的期待,我终于看到了当老师的希望,就报了名,就等待人家的召唤,做好上任的准备。

老婆说我白扯、瞎扯、胡扯,没给人家送一分钱的礼,你会当上老师吗?她让我死心,我和她打赌,我说这事十拿九稳,你就帮我准备准备吧。她看我说的那样有把握,就觉得可能是一场大暴风雨即将来临,雨点有可能淋到我的身上,就开始为我量身定做“嫁妆”。

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有一条蓝色的毛料女式裤子,在沈阳中街买的,花了40多元,堪当天价。1967年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起早贪黑干一年的活,我从生产队才领回38元钱,一条裤子就是一年的汗水。她舍不得穿几回,给我“毁了”,变成了男式的,体面一点吧,没有钱买新的,我有些难为情。

不久,我如愿以偿,第二次走进了学校,教初中的数理化课程。老婆很高兴,在农村,民办教师也是最有文化的文化人了,何况我还教初中啊,很神圣的啦。我也总算能够再次和书本打交道而感到一丝的欣慰。

第一天下班回家,老婆再次问我能当上老师的奥妙机关。我说,其实这事很简单。现在教育大发展,就像一场暴风骤雨,雨点多,有头有脸的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去,怎么也得有一个两个说得过去的人选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说得过去,我就混了进去,鱼目混珠吧。说过,我和她都痴痴呆呆地笑了,谁是鱼目谁心里明白,大家都明白吧。和我一起混进去的,还有王玉杰、张国礼。读高中的时候,他俩比我晚三届,我们既是校友也是老乡。他们毕业时没有高考了,“文革”闹的,大势所趋。他们和我不一样,我的高考是被人为地取消了的。

在一次和王玉杰交谈中,他问我:“64年你刚毕业时,不是当过老师的吗,后来……”

1964年夏末秋初,我确实在父亲的周旋下,当了3天民办教师,仅仅是3天。想不到刚上班就被人告了御状,说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不让贫下中农干啊,非得找个上中农?我看这也不是什么特好的差事,没等人家公社下令,自己就打马回山了。如今所以自己又去争取,目的不在教书,而是为自己充电罢了,下一代希望我这样,这就是我的愿景吧。没有电,所有对子女的期待都会瘫痪、死机啊!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本来可以恢复的高考又中断了妊娠,胎死腹中。于是,大批大批的工农兵在反潮流的热浪中,迈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们梦寐以求的等待,在刹那间完成了分娩的全过程,没有痛苦,一切皆大欢喜。杨焕忠、谷万国,就是其中的幸运者,还有后来的王玉杰。

初中的时候,杨焕忠在我上一届,毕业时他考上了中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中专下马,他没有完成学业,成了最早的民办教师。

他的父亲是大队的老支部书记,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的代表,世称“老贫农”,在学校说一不二一统天下。他的岳父陶校长,对他的深造更是全力以赴,于是间杨焕忠就成了文革后首批“辽大”的大学生,化学系的学生了。

我知道世态的深浅,不会和他竞争,涉足其间搅浑水。第二年,我升学的心又萌动了,就去到公社找那个负责报名的人,希望我的旧梦重圆,或者叫死灰复燃。

其实,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肚子里的怪胎就孕育了。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曲线升学的蓝图,因为那时候有政策,下乡劳动二年就可以报名高考,从劳动的第一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

如今,我也在“先驱”之列,我的表现还不够积极吗?不是很革命了嘛。但事与愿违,没等到两年,“文革”就开始了,所有的梦想都成了泡影,都是狂人的呓语,都是没有边际的梦幻。

负责报名的公社干部,嘿嘿一笑对我说:

“我认识你,上中农,能当个老师就不错了……”

说着,他又把手里的学员登记报表在我眼前抖了抖:

“你看看,有你这样条件的吗?”

是的,人家个个根红苗正,里面三新。我自找没趣,心里很烦,就恶狠狠地冲着他:

“我的成份是不好,社会关系又复杂,是我妄想了,到我儿子的时候你还说的算不?”

“好啊,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有共产党在,你千秋万代就别想上大学!”

“我也告诉你,张铁生似的大学生长远不了!”

“好,你还敢污蔑反潮流!”

“呵呵,潮流是客观规律,谁也反不了,所以反潮流没有好下场!”

世上还是好人多,在一旁的另一位公社干部把我拉开了,悄声道:

“算了,名没报上,再惹出祸来值得吗?”

推心置腹的话,我会听得出来的,我有人性,就能闻出人味来。但我还是余怒未息,我又回过头来,郑重地告诉他:

“你也记住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分数说了算!”

我的这次“反潮流”裹挟着一定的预言成分,是他逼出来的。

随着历史的江河在时代的撞击中“大浪淘沙”,我坚信,真理就是真理。当然,我也又一次因为“预言”遭到严重的“撞击”,虽然没有头破血流,但也惊心动魄。每每如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就这个命了,呜呼,哀哉。

“报名”后的第二年秋末冬初,公社负责教育的干部来学校检查教学工作,我的麻烦就来了。这个人正是我反的那个“潮流”。他先翻了翻其他老师的教案,然后就来看我的。这种声东击西的小动作,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因为我们过过招儿,彼此心里都明白。

我想,教案有什么?会有什么把柄让你抓住我不放吗?最严重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批评我不那么认真罢了,其他还会有什么啊……

我在这边胡思乱想,人家那边真的在鸡蛋里挑骨头。他还真就挑出了“硬头货”,硬得像木棍子,准能打死你的东西——一个顺口溜,一首打油诗,一则像宋江似的反诗,写在我的教案里!

他先找校长秘密谈话,拿着我的教案,那是证据,上面有我的“反诗”,诗的大意是:

河滩晋杂五,水库是白单……

“晋杂五”是高粱、“白单”是玉米,都是当时最高产的新品种。这怎么是反诗?校长找我的时候,我莫名其妙。

校长让我看我写的反诗,我笑了,反问校长:

“我模仿你的字体写的诗,你还不认识吗,这是反诗吗,明明是赞美诗嘛。”

校长姓陶,陶喜春,雅号陶溪村,杨焕忠的岳父,小时候我就熟悉。别看他在他姑爷上大学时没为我说话,我也没要求他为我说话,我知道我不够“条件”。遇到“反诗”,他不能不为我说话了,我们算是有交情。

陶校长和家父是老同志,小时候我叫他陶大爷。陶校长的国画在当地小有名气,买不起年画的就求他画一张过年,好多人家都有他的丹青贴在墙上,落款就是陶溪村。绘画和书法历来都是形影不离的姊妹,他的字笔走龙蛇,刚柔兼具,造诣颇深。我常向他请教细心临摹,以示尊崇。于是,我们就有了默默的师徒关系。

这次节外生枝源于他,化险为夷也多亏了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我的“反诗”中那句“水库是白单”,被“潮流”念成了“水库是小草”了。陶校长的书法中,“白”字很像“小”字,“单”字酷似“草”。所以人家说我诽谤“农业学大寨”,诋毁“文革”成果。我的“罪行”相当于当年右派份子,攻击合作化高潮是“合作化高草”那样不可饶恕。他要把我的备课教案带走上报,在全公社开展一次批斗大会,要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革我的命。

陶校长说,人家还有一些更要命的言辞他记不清了,陶校长只顾为我变白,其他的都不重要。

“小子,记住了,以后可别再写这种东西了!”陶校长告诫我,语气沉重,关爱有加。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过去了,我暗自庆幸。假如陶校长不在,我会是什么结果呢?浑身长嘴,你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1976年8月,我到公社不久,陶校长退休了,十几年后,他不幸去世。面对他的西装革履的遗像,我深深地三鞠躬,油然而生一丝凄凉。他的葬礼很简单,根本不像他的绘画那么浓墨重彩,也不像他的书法淋漓尽致的抒情。

我慨叹,那时的陶校长年岁越来越大,官却越做越小,虽然都是校长的职位。

那年月,别看买什么东西凭证凭票,苦苦哈哈地过日子,可有人变着法地开国际玩笑,准让你笑得瞠目结舌。

原来的二道房学校,是由二道房大队、西房号大队、德胜堡大队三家“份养活”的“戴帽”学校,陶校长是唯一的校长。这就像解放前农民一家养活不起猪,两家合养一头那猪一样养一个学校。一夜之间,一条爆炸似的新闻把学校搅得沸沸扬扬,另两个大队各自独立门户,纷纷办起了“戴帽学校”,各自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初中班。这个变数,既有上边的文件精神,又有各自的盘算。

盘算什么,盘算着把自己的钱花在自己的地盘上,自己的学生给自己撑门面,奈何为他人作嫁衣裳?上级的精神是,教育要翻身,就得先革命,革传统教育的命。一时间,全公社大大小小“戴帽”的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陶校长也由皇帝变成了诸侯,可惜这个大才了。我想,对“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会感慨!

我是德胜堡的人,自然回那去任教。陶校长成了一个大队的校长了,他的亲家也仅仅是一个大队学校的“老贫农”。此消彼长,德胜堡学校就多出个校长来,也多出个“老贫农”来。

学校在新来的“老贫农”的精心策划下,按着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劳动课增加了,介入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加了,政治氛围的浓度增加了;对应的是,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减少了,文化课的课时减少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减少了……

教育,经过一阵七嘴八舌的改革有了定论: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样的教学环境,我没有什么动力再在数学、物理、化学上深入下去,改教体育课了。教体育基本不用备课,也不用批改什么作业,课余的时间可以相对地我行我素啦,万岁。

我行我素,是我实现对自己下一代愿景的改弦更张,或叫双管齐下。几年的教学,对自己的充电业已完成,剩下的就是自我“镀金”。“镀金”绝不可与充电同日而语。

1974年初夏,我要在“农业学大寨”、“走出去,请进来”上面做文章。大家都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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