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则运算,如果用一元一次方程,或是二元一次方程来解,那就易如反掌了。可是,五年级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书,个个成才,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邹和昌就是以吃苦耐劳著称。农村的老师,一半的身份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转正了。家属有责任田,需要你勤劳为本,勤奋在先,起早贪黑挤时间来时弄地。再说了,老师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一点灰色的收入,就得靠养殖和种植填补入不敷出的家用,你想不吃苦行吗?农业投入的产出周期太长,需要你有更大的耐力和耐心,稍不留神,风雨雹霜、旱涝灾害就会造成颗粒无收。所以,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个个都是苦做苦劳的能手行家。
那时是单休日,星期天一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采集猪菜,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著啊。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还是一名老师……
周六,我和邹和昌就约定好了,明天起早去沈阳瓦子窑捡干白菜帮子。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出不远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还有70里的路程等着我们来蹬自行车。晚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往返180华里,驼回3大麻袋的猪菜,仅仅够猪吃上两个星期。
他家的猪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弄猪菜。要是遇上顶风雨雪天气,骑不了自行车就得推着走,后半夜才能到家。睡上半宿覚,第二天的教学又开始了。
他的孩子读书没有什么起色,勤劳倒是谁也比不了的,这也是他的“财富”遗传。遗憾的是,他的孩子有钱了,手脚也大了。
2006年夏天,已经在沈阳的邹和昌来看我,提起了他的大儿子,有些黯然。用他的话说,“他的屁股后头,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他是大款了,借贷款有人找他,大事小情更有人找他,进出饭店酒店……结果被朋友骗了,别人的贷款由他来还,你是担保人嘛。
我劝导他,孩子还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吧,来日方长……
我说了,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辛苦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好了,邹和昌再也不去弄猪菜了,也算享福了。但他待不住,在沈阳做了几年推销涂料的“买卖”,挣下十几万元,补贴了大儿子的亏空。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轻微的脑血栓。但他依然不肯休息,非要请教我如何给学生辅导作文写作,所以他就来看我。我和盘托出,倾囊相助。后来他没有“任教”,语音有些不清了。
在农村,难道就没有像城市一样清闲的老师吗?有,只有一个!
3 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3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这位唯一清闲的老师叫曹国栋,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是我们队里诸多下放户中的一员,严格说,他是“五七战士”。
我们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是沈阳来的,有七八户之多。有的是自愿下乡,考虑在城里生活困难,在农村没有钱也能维持。有的是有历史问题被“遣送”过来的,是接受改造,相当于古代的“流放”。有的是“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李德清属于人口多的“困难户”,回了他的家乡,左邻右舍都是一家子或是亲戚,相互有个照应。
潘德舫,原沈阳第八医院的会计,老家江苏,地主成份。他夫人马杏春与他同乡,旧社会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大家的闺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是难以在城里立足的,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流放”到农村,也被农村的专政机构列在黑名单里,实行监控,只是没有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罢了。他们的工资停发了,粮食关系也变成了农业户,不再到国家的粮食供应站买粮油了,由国家职工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俩上了年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好让他不到16岁的二儿子潘靖远给生产队放牛,人称牛倌。
另外两个孩子都比潘靖远小,去了学校念书,我教他们数学和物理化学。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在沈阳工作,没有随他们一起“流放”,时常过来看望他们一家。
老潘的房前屋后也不能闲置,种些瓜果蔬菜之类,但他们不会管理,甚至分不清社么是野草和韭菜。左邻右舍就帮着他们料理,就像教小孩子“过家家”玩,耐心也细心。邻里们相处得很和谐,那时还没有“和谐”的口号,但农村人做到了。后来,党的政策有了松动,潘德舫和马杏春都变为“五七战士”,腰杆直溜了,被纳入“革命派”的队伍中来。我们住在前后院,南北只隔一条街,相互之间很友好,常常谈论一些别人很“忌讳”的时事。他的大姑爷我们也熟悉,来潘家时我们也有些交流,他说他不相信我就是个农民。他的大姑爷比我稍长几岁,是个微波通讯的工程师,常到我们以东的七星山上的“微波接转站”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顺便就来看看岳父岳母。70年代初没有卫星通讯,北京的电视节目就靠微波接转站来传递信号,对于农民来说,神秘得很。有一次我问他的姑爷,设备的运转的能源是什么?“能源”?让他吃惊不小,他觉得,一个农村人是怎么会说出“能源”这个词汇的?不可思议!于是间,他就把我看成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同时,我也触犯了他工作的“秘密守则”。他悄声对我说,要我保密,说能源就是当地的电源,说出去怕有人破坏。我笑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狂徒。于是他才接着说,除了当地的电源,他们自己有发电的设施,就隐藏在某某山洞里……说过,我也惊愕了,或叫害怕。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斤白面。就得说是“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家早就没有一粒粮食了,钱就更不用说了。
本着让家家户户过好五一节的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他家的粮食暂时有生产队的马料里出,秋后再从口粮里扣除。钱怎么办?生产队也没有,只好由我垫付了。
直到实行了责任制,董魁一家艰苦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全公社一共有多少名“五七”战士,我不太清除,但至少也得有200多人吧。其中除了来自沈阳的占大多数,也有省内其他市区的,“下放”到团山子大队的郭洪文和妻子隋长兰(音)就是大连市的。郭洪文是大连市财经学院的党委书记,在“五七”战士中级别最高了,她爱人也是一位“高官”。我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男孩的初中老师。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却在一个班级里念书,是走“五七道路”耽误了大孩子读书的时间。
郭洪文是全公社“五七”战士的头,他所以选择团山子落脚,因为那里是他的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选择的,投亲靠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就的这样做心里踏实,人不亲土亲,谁晓得社会形势会有什么变故,农村的亲亲故故是最可靠,也是最后的一层保护伞。
郭洪文名气不小,所以陈锡联到我们那农村视察的时候就选择了团山子。陪同陈锡联的是毛远新,他们的来到惊动了新民县的各位领导,前来拜谒的大小车辆趋之若鹜,但都没有排上号,充当了警卫角色。听团山子目击人说,陈锡联毛远新和郭洪文夫妇亲切握手,问寒问暖,还给了他们在座的每人一支香烟。隋长兰不会吸烟,就留作纪念了。后来,这一事实得到他的两个孩子的证实。
我很钦佩陈锡联革命的经历与功绩,但后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是他在“文革”中的一道命令,造反派革了我的命,抄了我的家,吓哭了我的孩子。
那么,曹国栋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的背景是什么?
曹国栋的爱人姓董,叫董淑兰。董淑兰就是我们这的人,娘家在西房号,离我们这里仅仅2华里。因为我们这紧靠沈法公路,交通相对方便,人也较熟就落户了。
曹国栋是河南郑州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学校任教。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第一批走了“五七道路”。董淑兰倒是根红苗正,是学校的校医,但受到了曹国栋的牵连,只好带着三个女孩一同当上了“五七”战士。
刚来农村时,他们夫妻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农民叫他们为“散仙”,或叫“逍遥自在王”。按理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任务就是“抓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你想,他们自己都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甚至就是“阶级敌人”,让他们去抓“阶级斗争”能抓得起来吗?所以,有时候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曹国栋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念念报纸,传达传达有关文件而已。
不久,有人对此清醒了,新的任务也来了。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3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五七”战士由“无业”到“就业”,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一个文件下来,他们都有了自己新的岗位,不再是逍遥自在的散仙了。
根据原来的“从业”来安排新工作,算得上人尽其才了,曹国栋又重操旧业,和董淑兰一起走进了学校。潘德舫和马杏春上了年纪,没有再就业,办理了退休手续,赋闲在家。
曹国栋不像我们又教学又养猪还得养鸡,他和爱人每个人的工资都能顶上我们七八个人的“工分”收入,经济条件十分优裕。董淑兰是校医出身,学校没有分配她任何教学工作,上下班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干家务活就成了她一天最重要的“公事”了。所以,曹国栋更显得比我们清闲得多了,是学校里惟一一个不被生活拖累的人。
论文凭,论水平,曹国栋在学校中都是顶尖人物,很受同志们的尊重与拥戴。曹老师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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