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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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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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凭,论水平,曹国栋在学校中都是顶尖人物,很受同志们的尊重与拥戴。曹老师待人和善,平易,对待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循循善诱,算得上诲人不倦了。在农村,我们之间很少以老师相互称呼对方,都是“大哥,大姐”式的。按农村的辈分,从董淑兰那论,我们多数人都叫曹老师“老姑爷”,他也有长辈的风度,事事处处对我们都关爱有加。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文化知识都得到很快很大的提高,学校的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也可以说,城里人到乡下来,对于他们是一种“痛苦”的磨练,对于农村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改变”,改变着许许多多陈旧的观念。在相互交流中,农村人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与封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坚定地走“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并充满了希望与理想。

曹老师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文艺体育样样精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们成了“球友”。那时他刚刚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1974年夏,那是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挖猪菜,而是去了三面船集市买些急需的东西。

三面船属于法库县,与我们一河之隔,相距十几里路,是离我们最近的集市了,我们辽河南的人常去那赶集。

说来也巧,集市上有两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论到河南打篮球,苦于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学校。

我本来就是个球迷,那时又教体育,就和他们俩搭话。就这样我们相识了,知道他们是三面船学校的老师,并约定下一个星期天进行球赛。

看得出,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们也会认为我也不白给,不然不会和他们签订“君子之盟”。是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对自己的球队心里有底,男女生的校队在我的调教下,可谓训练有素。

开赛的日子到了,他们真不含糊,男女球队各有胜负,互相钦佩。最后一场球赛是老师男队的对抗,操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围观的看客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我们队的个头比人家矮一截,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那时的农村,男老师多于女老师,男女的比例大致是7:3,所以没有女队,所以一个学校的体育水平如何,全靠男老师一面独撑,所以这场球的胜负至关重要了。

我们男队缺少的就是中锋,有一个个子较高的王文杰只能打后卫,让他控制篮板球。情急之下,我忽然想起了曹老师,但又不好张口。人家才来不几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篮球,怕为难他。

开球不久,我们就输了6分,那时候不讲罚篮,也不是现在的“球规”,也没有三分球。输了6分球可不是个小数了,叫停的时候我看了看曹老师,心里就明白了。我看出他跃跃欲试的神态,就知道他会打球,就提议他救场,他欣然接受,并让他打中锋。

曹老师一上场,一站位,我就特高兴,他是行家,也是高手。那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是左撇子,打左前锋,王文杰打左后卫……半场球下来,我们遥遥领先对手,落下对方十多分。最后,我们大比分赢了三面船学校男队。

三面船是来“挑战”的,且胸有成竹来对抗。原以为自己实力雄厚,在河北打遍天下无敌手,如今输了球,自然心有不甘。

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那时我们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我们给尽地主之谊,款待了客人。酒到酣处,我提议一个月后去三面船回访,令他们欣喜得很,也是他们的心意。

易地再战,大获全胜,这都是我们有个大中锋的优势。其实,曹老师的个头并不是太高,不到1。80米,但他技术全面,脚步灵活,视野开阔,弹跳力很强……是个难得的“球才”。

德盛堡学校的球队名声大振,先后受到法库县3所学校的约请,进行友谊联赛。不久,发展到辽河南北6个球队定期联赛。

从此,我们和曹老师成了真正的“球友”,也是忘年交,或叫做半师半友。我们常在一起谈球,谈时政,也谈人生,也在一起喝酒聊天论家常。每每都是曹老师出钱,不让我们花一分纹银。他说:“我比你们好多了,等你们宽裕的时候再请我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啊,每次去他家吃饭,都是曹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就说有些农活让我们帮忙。比如:挖菜窖、打坯、跺墙……这些活他不会干,但他早就求人干完了,让我们去就是喝酒。

正像曹老师所说的——社会慢慢就会走向正轨,“文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交往却下轨了。曹老师在落实政策中,被调回了沈阳,任某中学教导主任。从此我们未曾谋面,想不到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后好多年我才知道……

 3 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3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在曹老师回沈阳之前,另一名年轻的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他是68届的知识青年张玉林——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张玉林下乡到我们德盛堡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时他才15岁。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打架斗殴,实实在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好多知青常常借故回城呆上几日躲躲农忙,只有他等到过年了,才回家同父母团聚,他把生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两年后,他仅仅17岁,就当上了六队的队长,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一年以后,张玉林被公社任命为副大队长。又过一年,他来到了学校,图的是走进“知识”的氛围中,可见他的眼光与理想的宽阔与远大。那时,他早就入党了,是唯一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识青年。

我从二道房学校回到德盛堡学校时,张玉林就是老师了,教体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雅、和善,更是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但他手里总拿着一本书看。那时是没有“黄书”可看的,那么,是什么书让他那么入迷?他见我问他是什么书,笑了,原来是当时的初中课本。

他下乡的时候只念了初中一年级,实际水平都不如现在小学5年级。听说我是老高毕业,他高兴得很,叫我李老师就有了另一番情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称呼了。他向我请教,总是选择最佳时机,从来不打扰我的备课时间,或做其他的什么事的时候。处处为他人着想,克制自己的求知欲望,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就有意思地挤出时间来,对他“循循善诱”。

1975年,张玉林被组织上“保送”到上夹河的一所中专“进修”,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赶上了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成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自从他走后,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大学毕业后,他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期间,多次回访了他的第二故乡,并给学校送来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那个时候,彩电可是稀罕贵重的礼物了。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几次回来我多没有在家,尽管他他很想见到我。

自1985年至1998年的十多年间,辽河5次爆发洪水,农民的收入呈现负增长,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是无从改善。张玉林得知后,一次就捐款2000元,解决了学校笔墨纸张的燃眉之急。

我的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苦于分配无着,我曾打电话给他。他坚定的回答,只要是能办到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后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凡是“能办得到的”,最少和违纪擦边,走后门儿就是涉嫌!我们是朋友,或者说我有恩于他,那就非得把风险推给朋友或者必须“投桃报李”吗?

不久,张玉林见我没有了音讯,才知道我的想法,但他仍然坚持“照办”。我不得不撒谎,说孩子有着落了。果然,小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分配到她愿意去的地方,这是后话,那故事却也生动感人。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切不可不经过努力轻易地寻求帮助。一遇到困难就想起别人的帮助,以后的困难也许会更多,甚至处处都是困难了,还怎么在人世间生活啊?我常常把这些话说给自己的三个孩子。我还说,帮助是无私的,接受帮助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失去了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开始女儿不死心,也不甘心,我就说了上面的那些话。

事实上,现在的社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仅有代价,而且有“定价”。“定价”除了金钱做标的,还有沉重的人情债。所以,最好是不接受这种有“定价”的帮助。但我们可以默默地帮助他人,我能做得到。

社会是个大熔炉,人人都在经受它的陶炼。炼好了,是块钢;炼废了,就是渣滓。学校也是熔炉,但更像某些有志向人的充电器。凡是想完善自我、提高自己的人,在学校都得到了充实与提升。也有人说学校是跳板,跳到自己想达到的高度——晋升。在我们乡政府机关里,就有好多从学校跳出来的:党委秘书杨振山、宣委王明祥、副书记张春刚……多达十几人,我也算是吧。其中,乡政府缺乏“文化人”,组织上调入的占多数,都是在公社时期。另外就是自己主动跳出来的,我就是。和我原来都在广播事业的同行禇桂琴,也是其中之一。

她是新民市金五台子人,在当地初中任教,是学校的团委书记。70年代中期,不是有个“气象热”吗?她便来到了金五台子公社做了气象员,后来气象哨解体了,改行到了广播站任播音员。她有很好的播音水平,咬字吐实又抑扬顿挫,这和她做团委书记的教师少不了谈心演讲不无关系吧。

我们相识于“气象缘”,延续到“广播缘”。我第一次参加全市广播系统会议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她也在其中,才知道她也转行了,她的婚姻才进一步的向前发展。

早在这以前,我得知她的弟弟禇永祥在新民重点高中念书,她常常带些鸡蛋借开会的机会去看他。1983年,他的弟弟毕业了,考入长春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属于中专。两年前,我的二小舅子王洪岩也考入这所学校,他们是校友了,我们就多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也都想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一些学校的信息,求得安顺放心。时间一长,她对我无话不说,当然也谈她自己的婚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那是初夏,我到新民出席“气象防汛服务会”,我们公社的另一名同志到农业局参加“植保会”,他是刚刚毕业的中专生丁健平。小丁个头高挑匀称,脸膛白皙帅气,特别是精神头很足……

我们不是一个会,自然没有住在一起,其实那时我真得不知道他回来开会。

那时到县里开会都是住宿的,报到的当晚没有什么活动内容,同行们便山南海北地闲聊。我见到了禇桂琴就到招呼,就问她弟弟禇永祥的情况:“你弟弟在学校处对象了吗?”因为那时王洪岩处了对象,我就问她弟弟是否也赶这个“时尚”。结果她听错了,以为我在问她,她便说“没有啊,我的对象难找啊……”。我笑了,就将错就错,就想起了我们乡里新近分配来的两名中专生。比较一下这两个人,觉得丁健平适合她,就把他的情况做了介绍。她很爽快,说可以见见面的。我是个性急的人,当即把电话打到我们乡政府,询问丁健平是否在乡里。以往,丁健平都是住在乡里的,他独身,也上进,很少回家。

乡政府(那时还叫公社)办公室的电话说,丁健平去县里开会了,并告诉了我他具体住在那个招待所。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也很热心,几分钟后我和丁健平通话了,并告诉他有关事宜。他说马上就过来,还说“看看她是应该的,人家同意看,我不能非礼,再说了,怎么也不能辜负大哥的一片美意是吧”。

丁健平来到我们的招待所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客厅里对双方做了简单介绍后,他们进一步的了解与我无关,丁健平去了禇桂琴的房间,我依然在客厅里等他们的消息。

那时候,我是沈阳日报和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经常给他们写新闻稿,得到的稿费比我当时的工资还要多,算是优秀的“重点”的通讯员了。我在客厅里无事可做,就写了一篇“新民气象部门为农业服务未雨绸缪”的报道(这篇稿件真被刊用了)。

几百字的稿件写完了,他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心里暗笑,这事大概有门儿,不然早就散伙了。

忽然间,客厅里一片漆黑——停电了。

过一会,电还没有来,他们才从楼上走了下来。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84年5月1日他们结婚了。考虑家庭与工作的原因和现实,禇桂琴也从金五台子调到了罗家房,继续做她的播音员,我还是编辑兼站长。

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隆重的婚礼,去了千山旅游就算结婚了。他们对毫无意义的铺张都很鄙视,但对他们的前程却可以的追求与创造。在她的支持下,丁健平考上了成人高等学校继续深造,那是他们快有孩子了。

3年学习期间,禇桂琴带个咿呀学语的孩子,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操持家务。她在罗家房没有亲属,他把我看作是他的亲哥哥,大事小情都探求我的看法,倾听我的意见。

丁健平毕业后,先后做了党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这时候,禇桂琴的孩子也大了,她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初衷与“理想”。不久,她做了政府办公室主任,1995年升任为副乡长。

按有关规定,他们俩都是党委成员,不能在一个单位共事,那叫回避制度。随后,丁健平被调到兴隆点镇政府任组织委员,后升任为副镇长,直到如今。如今的禇桂琴50岁了,在乡里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们的孩子在长春念大学,2008年毕业,学建筑的,用上进来慰藉他们的父母。

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志、同事。朋友之间,物质上的帮助和互通有无是不可或缺的,但都是暂时的,决不可依赖。相对而言,精神上的鼓舞与付出才是永恒的,最为重要的,受益终生。对于我,他们对我的“启迪”让我一生难忘。

 3 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3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我认为自己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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