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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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 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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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口人过一个吃饱的冬天。

这一个冬天里,鱼的确没少拿,我们家天天有鱼虾吃,补充了粮食的不足。

用“搅罗子”搅鱼都是些小鱼和河虾,偶尔能搅上来三四两重的“大鱼”,我就让祖母留着过年,足足有20多斤。记得那年除夕的上午,我还去搅鱼呢,上瘾了。过年头一次吃上自己拿的鱼,真得好好地感谢我们的邻居,感谢他懂得我一个孩子的心思,知心。

 2 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2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在郭家住了两年,我感受到了淳朴情感的温馨和价值,我也体味到了怎样创造生活给我带来的快慰,还有学会承担义务所享受的乐趣。

1959年初春,父亲的工作又有调动了,我们又搬回了那家。搬家的时候我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没有放假,我也不知道搬家,也就没有帮上父亲什么忙。到了1960年冬,这个四处漂泊的家又从那家搬到德盛堡。从初中到高中这六年间里,由于住校读书,很少和乡邻们接触。不过,所有的乡邻给我留现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严格地说,这些乡邻都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乡邻。我还小,年轻,对于乡邻我无权选择,有权感受。

1964年我高中毕业了,从此步入了社会,父亲不常在家,与乡邻交往我就成了主角。

“德盛堡”常常被人写成“得胜堡”,理解为“得胜”的堡子。这绝不是笔误,而是不了解她的来历所致。

1955年春开始兴修沈北大堤,所有大堤以北的十几个村屯都在那一年搬到大堤以南来了。

德盛堡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没有一户人家属于旧社会老王家的耕地。新的村屯建成了,里里外外的人都习惯叫这个村子为“王家地”。德盛堡村的新居民,来自五六个大堤以北的村子,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叫刘德本的,他比我大三四岁。别看他没念多少书,却很有心计。他总觉得把“王家地”作为村名很俗气,这么大个堡子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应该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新的家园才是。再说了,解放这么多年了,土地早就改革了,哪能还叫什么“王家地”“李家地”什么的啊。于是,他就“独断专行”给“王家地”取了一个新村名——德盛堡,意思是希望道德兴盛,长久不衰。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村名,即使是有人知道了,也不习惯这么叫,让刘德本很是着急。他不甘心新的村名就这么被人“忘记”,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还真就见效了。

刘德本把一句顺口溜写在木板上,立在村头的大道上,谁经过都能看得到。那上面写的是:

谁叫德盛堡,谁是祖上祖;谁叫王家地,谁是孙子辈。

从此,德盛堡的村名就传开了。可是,“德盛堡”这三个字很少人懂得“德盛”的真正含义,写起来也没有“得胜”好理解和方便,“德盛堡”一来二去就成了“得胜堡”了。不过,村里的公章刻的还是“德盛堡”。

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地名,也算是一桩美谈,他也算得上一个大名人了。1964年末,刘德本当上了德盛堡大队的大队长,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不到30岁。后来因为他的对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工作,他去那结婚了。遗憾的是,婚后没有几年,刘德本得了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世。我听说后很是惨然,他当大队长时我是团总支书籍,相互之间很和谐默契,何况我们还有些亲属关系啊,他是我母亲的姑舅弟弟。那时候我说的不算,若不然我会发动群众好好的对他悼念叨念,他是“德盛堡”之父,言不为过吧。

德盛堡村包括三个自然屯,德盛堡本街最大,“大桥”次之,郎家窝铺最小仅仅有20来户人家。我们从那家搬过来,就住在大桥了。其实,大桥根本不是地名,原来也是一片耕地,和德盛堡同样是新的居民点,只因为这里有一座大桥修在沈法公路上而得名。可惜我们那里没有像刘德本那样的人物,才在新社会落个很庸俗的村名。

直到现在,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刘德本都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个时代公社里最年轻的大队干部,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都很高。他人年轻,又有头脑,向来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不幸的是30随刚出头就走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为之惋惜啊。

他去黑龙江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面,他很沮丧。他说:“我很留恋啊,但也很遗憾,我这么干工作,群众都很满意,可我就是不能入党啊,这条道我不想再往回走了……”我对他没有入党也很不平,不就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吗?我劝他说,不要灰心,就凭你这把手,到黑龙江也错不了。是的,他到那不久就当上了一个小干部,说说写写都是一把手,想不到英年早逝……

我家的后院原来也是一大片空地,1968年才有人在那里盖起一个简易的新房子。那就是我前文说过的老潘家。房主叫潘得舫,他和老伴马杏春都是江苏省溧阳县人。你看人家的名字,江苏人的名字就是有文化,一看就知道人家是个书香门第,名字很诗情画意,耐人寻味,给人以享受。

他们是沈阳的下放户,老潘是沈阳八院的会计,老马是护士,家庭成分都是地主,所以才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可他们已经不能参加劳动了,还得说是来“劳动改造”的。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力在城市里居住的,那么农民还是“人”吗,还是好人吗?耐人思考啊。

他们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刮到了农村,勒令下乡,没有建房前住在宋奎久家的北炕。虽然因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你也得到生产队接受改造。他们两个人正的公分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贫下中农”对待他们就和四类分子一样,像吆喝牲口一样喊他们的名字。直到落实上级的政策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五七战士”了,才给他们一个房场盖房子,我们就成了邻居。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就隔一条道,相互有什么事喊一声就到。有些农活他们不会干,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指挥。后来老潘家回城了,回了原单位沈阳八院,我几次去看望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得了一种皮肤病白癜风,正好在脸上,太“没面子”了,我很着急。他知道后就亲自为我配药,药名叫“牛皮癣2号”,真管用,几个星期就好了。

我们见面谈话尽管是那么的和谐亲切,但老潘总是免不了打几个唉声。是啊,人的了病可以药到病除,一直心灵上的创伤是绝对没有灵丹妙药的。一时的疼痛是痛苦的,是可以挺过去的,留下的疮疤则是永远的疼痛,挥之不去。

 3 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3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我和老潘家是近邻,前院就是我们的老家,父母住在那。我们两家之间没有街道相隔,只有菜园子相连。那时我自己独立过日子了,生产队没有房基地,就把两间土草房盖在了老家房后的菜园子里,没有左右邻居。后来我搬到前院父亲那里,邻居相对固定了,一住就是30来年。

“新的”西邻也姓李,当家的叫李学清,比我大整整一轮12岁。他的爷爷在家族中排行老八,我没有见过面就去世了,只知道人称他为“李老八”。

我们家的前院也姓李,他比李学清的年龄可大多了,老爷子叫李殿军。说来也怪,他在家族中的排行也是老八,也叫李老八,都叫他“李八抠儿”。我父亲的排行也是老八,外面的人都叫他“李老八”。三个李老八都集聚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也算是奇闻了,堡子里戏称我们那个地方为“李八区”。

虽然都是李老八,但同姓不同族。老李老八是金家沟人,父亲是董家窝铺人,李殿军是本溪本溪湖的祖籍。

李殿军在解放前和我们家一样是个大家族,几辈子人几个分支都在一起生活,他是大当家的,一切都有他说了算。一大家子人从本溪湖逃荒到沈阳北落户安家,处处讲的就是“节俭”两个字,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所以落个“李八抠儿”的雅号,积攒一个富农成分,带上一顶致死也没有摘掉的四类分子的帽子。前文已经说过了,“文革”期间他受尽了折磨与屈辱,祸连九族。李凤仁就是他的堂孙,险些打一辈子的光棍。

“他游街遭罪,活该!”这话要是别人说的,倒是情有可原,但偏偏是他的侄媳妇李凤仁的母亲说的,让李八抠儿听了好不伤心。其实就是个气话,是在为他和为自己的儿子鸣不平吧!她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可能李殿军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知道在他当家作主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平日里节俭没的说,逢年过节总该改善改善一下生活吧,哪怕是吃上一顿豆腐啊!不过,有李殿军在家谁也不敢提个“吃”字。

一天,李殿军早早就出去了,说要晚上才能回来,这可是一个给大家“改馋”的好机会。他一走,几个侄媳妇就忙乎起来了,泡豆子的,刷磨的,套驴的……人人动手,个个不闲着,开始做大豆腐。

泡豆子得需要功夫,所以直到中午豆腐才做成。还没等把锅碗瓢盆收拾干净,在门口负责放哨的人就跑进屋里,说当家的回来了。侄媳妇们慌作一团,李凤仁母亲倒是有办法了,他叫一个孩子把一大捧豆子散在大门外面。

李殿军走到自己家大门口,一眼就看见了了那么多黄乎乎的豆子,蹲下身来就捡,足足捡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屋。

有人问了,黄豆虽然比芝麻大,那也不容易让他看见啊。是的,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地上的豆子的。李殿军就不一样了,他走路从来都是低着头的,图的就是能捡到点什么,见到驴“巴巴蛋”都能捡回来,不然怎么叫“抠儿”啊。

豆子捡净了,做豆腐吃豆腐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了。

靠捡豆子精神捡个富农分子,李殿军忘记了前车之鉴,他的过家之道在解放后依然我行我素,秦章萧随。虽然土地被分了,加精败落了,但到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家资又殷实起来。

在我们家前院,李殿军与老王家共住三间房,李家住东屋,王家住西屋,中间的外屋一家一半。王家是贫农,两家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但不仅能够“猫鼠同居”,还能解秦晋之好。这是事实……

王家和我可是至亲,我的夫人就是他家的亲侄女,王家的事我怎么不会一目了然?

王家为了吞并李家那一间半房子和他们手头那丰厚的积蓄(富农土改时分地不分家产细软,都说他们家有很多的黄金),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殿军的老儿子。

李殿军最小的儿子李庆新本分勤劳,为人和气又有几分灵气。要不是成分不好,论外表和气质,对象是不愁的,无奈有个带帽的爹婚姻大事也就耽误了许多年。总之,王家的姑娘嫁给李家绝不会缺吃少稍,为衣食犯愁。

王家的姑娘过门了,没多长时间就和公婆分居了,贫下中农不能和“地富”混线。李殿军为儿子的“长治久安”着想搬了出去,这三间房自然被王家一统天下了。

到了“文革”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王家的五叔王玉明从一百多里路的大柳屯回老家串门来了。他听说侄女嫁给了整天游街示众的富农分子的儿子,为此大为光火。王家也因为这样的尴尬倍感羞愧难当,于是帮打鸳鸯的闹剧开始了。

这五叔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氏家族视他为神明、高人。他说的话一言九鼎,相当于家族中的最高指示。王家这门亲事本来就基础不牢,经王五叔这么一番政治震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庆新赔了夫人又“折兵”,王家领回自己的姑娘还有她肚子里岁月已深的孩子。离婚后孩子生下来了,李家没有要,怕跟着他们受罪,可怜她刚刚问世本来有父有母,却没爹没妈。

几年后,李殿军带着那顶沉重的帽子,撇下他的儿子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撒手人寰了。李殿军治家有道,但也败家独到。他的一辈子就是“治了又败,败了又治,反反复复,死而后已”。

 3 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3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李学清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上些年岁的人都说他很像他的祖父,而且越来越像,大概每一家人多是这样的吧。

自从我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以来,到1998年初秋去北京,34年来我们有30来年的邻居历史,可谓亲密无间了。

在农村不像在城市,人与人见面没有相互称老张老李的,大家总有个辈分长幼的伦理称呼,不然别人就笑话你没大没小。别说是在村子里,就是在乡政府机关上班,人人也多称兄道弟的。前些年在机关这种称呼还差一点,近几年成了时尚,成了打招呼的准则了。我的年龄稍大一点,占了不少“便宜”,十有八九都叫我“李哥”,也有叫我“大哥”的,挺近乎的。约定俗成,一过90年代,上司和“下司”也互相称兄道弟的了。

李学清家同我们家有几辈子的姑表亲缘,我的亲姑太太、堂姑姑、堂妹妹都嫁到他们家。按辈分论,我叫李学清三叔。他的耳朵有那么一点失聪,不爱言语,就叫他“三傻子”。这外号是他父母叫出来的,外人很少这么称呼他,但尽人皆知。我们在1961年就是邻居了,那是我还在念初中,就知道他有这个雅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李学清一点都不傻,原来曾经怀疑过——他不傻,他的爹妈怎么叫他傻子啊?

我明白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爹妈说他傻。

一是改造落后地区时,他们家的成分由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升了一级。他爹就嘱咐他少说话,少惹是非没装聋作哑没有毛病。二是他从小就有“口病”,舌头大发音不那么准确,说话越多舌头显得越大,少说话别人就少取笑,日后的对象千万别受舌头的影响。对此,李学清言听计从,足见他“聪明过人”,城府很深,就像他的爹爹。

一来二去,李学清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呆”,也就是傻。同他开玩笑,他更是装聋作哑,不和你说半句话。其实,他不但不傻而且很尖。大家都说,“把李学清当傻子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傻子”。

生产队没解体的时候,李学清一家9口人,算是个大家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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