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霾涣四痹虺隽Γ涣粲嗟亍Ｔ谥诙喔缑侵校液退啻Φ氖奔渥畛ぃ�1960年一直到1998年。
3 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3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1959年至1961年，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无不是以草根树皮果腹。为了一个吃字，相互间六亲不认，父子争斗，夫妻反目的事时有发生。我那时正在年初中，1960年学校提前放了长假，以缓解粮食的不足。回到家里和在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炕热屋子暖了一些罢了。
那年我16岁了，算是个小伙子了，总想替祖母和母亲解脱一下生活上的窘境。于是，我就和二哥一起去马虎山水库里拿鱼。
我从大姨夫家借来一把冰镩，扛起“搅罗子”，一干就是一个冬天。每天里我们俩同去同归，中午中午只揣一个菜饼子充饥，晚上到家的时候早已上灯了。还好，每天拿到的鱼多少也能填补粮食的不足了。有一次，日落黄昏是我们才开始往家走，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了。突然我似乎听到身后有点动静，啊！原来是一条狼跟着我俩。我和二哥都没有害怕，放下渔具和鱼筐，拿起搅罗子看它如何。狼见我们俩毫无惧色反倒跑了，等它跑远了我们才往家走。
水库虽然就在我们的家边上，但有雨的地方离我们家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不往远走就会两手空空地回来。
别看我们是小伙子了，可那年头吃不饱粮食没有劲儿，很难打开一个新冰眼。我们俩只好打旧的，一夜的工夫顶多冻两三寸厚的冰。旧冰眼只能搅些小鱼小虾，全凭时间和耐性，不然什么也拿不到。有时候很多人都聚集在一处没打过冰眼的地方，有经验的人认为这里会有很多的鱼。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跟着打新冰眼，累得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新冰眼得打开直径一米多的冰窟窿，冰厚少说也得有二尺以上。新冰眼打成了，拿鱼的力气也没有一点了。假如这里没有鱼，那就前功尽弃，落得“两手攥空拳”，这一天就泡汤了。要是有很多的鱼，我们就“卖冰眼”。所谓卖冰眼，就是把新冰眼让给会使用“钩片”的大人们。钩片是用两丈左右的竹片做成的，上面有十几个带“倒须”的铁钩子，钩住鱼才不容易脱落。我们把钩片钩上来的鱼二一添作五，对半分成。用钩片钩上来的都是大鱼，每条至少半斤重，最大的有五六斤重。那天我和二哥去了我小学读书的郭家沤麻坑附近拿鱼，光靠“卖冰眼”就得到10多条大鱼，好不欣喜。
高中毕业后我成了知识青年，二哥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干活，我们朝夕相见。我在老家时很少到别人家串门聊天，只是偶尔在班后去二哥家坐坐。六大娘很好客，只要我去她都要陪我说话。六大娘去世后，我依然时而去二哥家。前文说了，我对他们的家事是知无不言的，但关键的问题二嫂很少听我的，我们对此并不在意。
在兄弟之间，我不大提倡礼尚往来，甚至是反对。我觉得既然是兄弟，何必计较礼往的交换啊。虽然我有孩子念书，但总体上看我还是比二哥的条件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盖房子娶媳妇落下的饥荒太多了。所以，我花在老家老人丧事和孩子结婚的喜事上的钱，从来不找机会回收。临去北京前我去二哥家道别，我说了很多事，而李昊就要结婚的事只字未提，免得二嫂难心。
这些年来，只要我回老家，再忙也要看看二哥二嫂。前年二哥说了，他以前落下的饥荒总算没有了。
李巨元、李福元和我都是1944年生人，也就是民国33年出生的，李开元比我们小一岁。小时候，李福元，李开元我们都住在孟家窝铺，所以常在一起玩和上学，而李巨元住在小孟家窝铺，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直到1960年我们从那家窝铺搬回老家才和二哥亲近起来。
李福元是五大爷的长子，小时候很老实，不爱说话，记得他常戴一顶黄呢子帽。他这个性格并不是天生的，是他的爷爷管束得太严厉。现在想起来，四爷所以严加管束还是有现实根源的。他家是地主成分，他不希望他的子孙给他惹是生非。所以，他的儿子我的五大爷也不像我六大爷那样爱说，我很少听到他说什么话。福元很听话，除了和我们李家的孩子在一起玩之外，基本上不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
福元的命很苦，七八岁的时候五大爷就溺水身亡了。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除了姐姐丽娟爱说外，他们都是“缄口不言”。
五大爷死后，五大娘迫于生活只好领着他们姐弟四人改嫁他门。十多年的光景过去了，我们老家这边一直没有他的的信息。
1966年冬，福元突然出现了。他回到老家为他们的生产队购买“秫杆”（高粱杆）做架条，我们才得以久别重逢。他也20多岁了，摸样没有什么变化，口音还是那样，个子略矮于我。但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他比我还爱说，简直是滔滔不绝了。他爱谈政治，爱谈“文革”中的小道消息，很多“内幕”我们一无所知。
他和五大娘从老家走后，来到了沈阳柳条湖，就是九一八事变那个柳条湖。这个地方在沈阳北塔附近，那时那里还是农村，还是靠土地生活，农民以种植蔬菜为主。他和远郊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了，媳妇小他6岁，看重的就是近郊和福元的人品。
我们终于重逢了，之间的往来也相对多了起来，多是我到沈阳顺便去看看他们。福元结婚后便和五大娘分居了另过了，他们住得不远。五大娘身体不是很好，但精神还是可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留下的印象。再后来，五大娘就不行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很难认清我是谁。经过提醒，她也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其实并不清楚我到底是谁，我的心里很酸楚。
五大娘一生给我的印象就是抑郁寡欢，有些文才不得施展，嫁到李家又背上地主成分的包袱。虽说儿女双全，但年轻情的丈夫又惨然离她而去。改嫁后没有过上几年，“续夫”有摊上了牢狱之灾，刑满后一年多就溘然长逝了。无奈之下，五大娘接着又两次改嫁他人。她与姓吴的“续夫”生了一个儿子叫吴岩（不一定是这个“岩”字），我问她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是因为春秋时上有个无盐吗？五大娘点点头，大概是她想做无盐式的人物吧，就把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吧。不过，凄惨的是，20几岁时的吴岩因犯有重罪被判极刑，让五大娘万念俱灰痛不欲生。我认识吴岩，是个很腼腆的孩子，他和福元相处的很好，想不到竟有此横祸。1995年，五大娘终结了她悲欢离合举步维艰坎坷多舛的人生。
李福元的居址原是柳条湖生产队，那里的菜地一片连着一片。城市大规模的扩建，使得这里已是楼厦林立争耸，街道鳞次栉比了，沈阳北站、长途客运站置身其间。他们一家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弃农从工”或该行经商了，户口也改为市区的户籍了。李福元在那一带小有名气，想找到他随便打听一个人就会指点你。90年代初，他们搬进了楼房，地址就在北塔以南二三十米的地方。到了2000年初，他们又搬家了，搬到了“长客”北2公里的新居民小区，我去看过他。那时他退休了，患上了轻微的脑血栓，还能骑自行车，但他的精神和记忆好像有些问题，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流利，有些迟钝。
2008年3月，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让我很兴奋的消息……
3 我的哥们（倾囊相助）（3）
3我的哥们（倾囊相助）（3）
福元说，他的妹妹丽珠和弟弟文元将在2008年4月27日由黑龙江来沈。太好了，我们有60年没有见面了，现在终于有了盼望和期待。
他们原本还有一个姐姐李丽娟，我叫她大姐，于10年前突发心肌梗塞死去了，那时才50多岁。五大娘改嫁时他们都随母亲去了，后来文元和丽珠去了黑龙江我十叔李若栋那里，一晃就是60年音讯皆无。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我只能写到这里了，因为今天是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李福元和李开元是一个曾祖的曾孙，在孟家窝铺居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即是哥们也是小朋友。1955年修筑沈北大堤时，大堤以外的村屯都移民了，李开元家就搬到孟家台，严格说是大水把他们赶走的。
沈北大堤之外还有二道堤、三道堤、四道堤。先祖安营扎寨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大堤的，伪满时期靠辽河只有四道堤，很矮小的，只有一人那么高。后来为了沈山线铁路的安全，大堤不断地南移加高，现在的沈北大堤有10多米高，堤底宽50米，上宽7米多，俨然一个土长城。洪水不再危害铁路了，但河滩地基本上年年遭受水灾，河床年年升高，已经比大堤南高出2米多。
二道堤在沈北大堤北。1951年和1953年涨大水时，水基本上和二道堤一般“高”了，上年纪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自从修筑了沈北大堤，河滩地就成了“水乡泽国”，至今依然如故，再也没有“十年九涝，不离河套；一年不涝，鸡鹅乱叫（鸡鸭成群丰收景象）”的光景了。
1951年和1953年的两次大水冲毁了沈山铁路，损失惨重，国家从大局着想才修筑了沈北大堤。现今的沿河五个行政村的居民，有90％都是从辽河滩那搬迁过来的。至此，大堤以北的董家窝铺、大小孟家窝铺、郭家窝铺、王家街（读音gai）、邹家街（读音gai）、傅家街（读音gai）、郑河套、黑鱼沟、桑树子、刘家塘……等20几个自然村屯先后消失了（仅罗家房乡沿河地区）。现在的沈北大堤之外的耕地水毁沙盖，几近荒漠。2万多亩耕地没有一棵树木，狼、狐狸、野鸡野兔早已销声匿迹了，就连蛇也很少见到了，还有生机吗？
大堤南的“石佛寺水源地”昼夜不停地抽水，活着的树木都枯死了。1986年起到1998年的13年间，辽河洪水共造成5次绝收，3年欠收过半。1997年，80％的河滩地无人再敢耕种而荒芜，或只种不管理——不施一斤化肥。天灾使家乡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水平得改善很缓慢，甚至是倒退。但是，改革又给家乡人开阔了许多致富之路，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外出打工。德盛堡村不到2000口人，到北京沈阳打工的超过了400人。
“人怕逼，马怕骑”，逐年变坏的生态环境逼迫人走适合自己的路，何必“坐以待毙”啊。我是出来了，但我不是被逼出来的。我永远会留恋这块热土，故乡故人。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值得留恋的感觉，只有怜悯她的不幸而难以割舍的情愫。
孟家台不靠近辽河，也没有河滩地耕种，李开元那里的日子就比家乡要殷实一些。生产队大帮哄时，人为的灾害却“猛于虎”。上级不顾当时的条件是否具备，硬下刚性指标——变旱田为水田。由于不懂技术，缺少必要的投入，水稻亩产仅仅三四百斤。水田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福音，反倒让那里大受其害了。秋收后，李开元那里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口粮拿到集市上换粗粮，不然就难以维持一年的吃用。二大爷就死在那个“反美不美”的年月，大米梦成了他永久的噩梦。
土地承包后，李开元哥三个的日子得过了。李开元还入了党，成为孟家台村的主任。那年二大娘还健在，正月初一我就和我的大孩子给她拜年去。那时候他们哥三个算是富裕户了，老三还养起了拖拉机。我们两地相距20多里路，家家有了摩托来往就更便捷更频繁了。不过，只从我去了北京，又有10年没有去过孟家台堂弟那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同宗同族的哥们间更是多了一层亲近。1996年吧，李开元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正处在分配的关头，一家人都为找个“婆家”而犯愁。农村的孩子读大学有谁还想回农村？最大的愿望就是远走高飞，离开世代为农的境地。换一下生活方式，是所有乡下人的心态，农村的确太艰苦太闭塞了。李开元找我给他出主意，我责无旁贷，身体力行。很快，他的女儿就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了，一家人皆大欢喜。
他和二大爷是一个性格，不吝惜钱财，只是苦恼“有猪头送不出庙门”。几乎所有大专院校毕业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不为工作“倾囊相助”的。一个土老冒认识谁啊？于是就有了“升学考儿子，就业靠老子”的公理。靠老子什么？地位、金钱，仅此两样。于是，好多家长没等孩子毕业就四处打探寻求门路。那些有远见的父母，干脆让孩子报考有门路好分配的学校与专业。那时我的三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都说我是学生就业与分配问题的专家，许多人都来咨询我。其实，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式的演变，谁也谁也说不上永远不会失策。但有一点是永远也颠扑不破的，那就是钱！没有钱，再好的理想与夙愿都会荒废，就像辽河滩。
第八章 我的一家 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第八章我的一家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亲祖父李春荣我不曾见过。自父亲过继到曲氏奶奶后，提及往事涉及到祖父的称谓时我就叫他三爷，这是我懂事后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曲氏就是我的奶奶，亲奶奶。
奶奶21岁就守寡，她不肯再嫁。祖父去世后，奶奶的娘家曾劝她再嫁，但奶奶坚持守寡。奶奶很“传统”，不愿意领着一个女儿再走进另一家的大门，大概是怕委屈了孩子，还有名声更为重要。
虽然奶奶一家只有娘俩，但在曾祖以下也是一个家族中的支系。曾祖的家业是要平分给他的3个儿子的，足够奶奶和姑姑的日用了，奶奶不能不考虑生活。父亲过继给奶奶后，两家合为一家，奶奶的心敞亮多了，总算有了儿子可以依靠立得住门户了。
我从小就是在奶奶的拉扯下长大的，那时我跟奶奶亲，母亲不在家也不想她。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从来不花一分钱，我也不记得她手里有过什么钱。她没享受过一天清福，随父亲东奔西走。父亲在“文革”时遭到打击，她也跟着郁闷，整天的提心吊胆。“文革”还没有结束，奶奶就去世了，那年她才60岁。她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李昊出生不到两天。我整整守候她3天3夜没有合眼，对祖母做最后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