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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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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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是做了,憋在肚子里的气不出是不行的。活该傅老师倒霉,这股恶气喷了他一身一脸,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刘与董事件过后的一天下午,傅校长指令几个老师给玉米脱粒,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事是少不了我的。我们一直干到日落还没有收工,已经是饥肠辘辘汗渍斑斑了。傅老师见我们连累带饿,就去宿舍给我们找些吃的。

宿舍也是食堂,平时不做饭,也没有老师在那吃饭,只是到了晚上烧烧炕,免得值宿的老师睡在凉炕上。

因陋就简吧,傅老师拿了些玉米粒就给我们蹲在灶坑那烧,不想被原本是来监工的傅校长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傅校长上去就是一脚,傅老师被踢个“仰巴叉”,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宿舍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听到连打带骂的动静有点不对劲,就一起涌了进来。傅校长并不为此住手,又是一脚上去,还恶狠狠叫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傅老师没动声色,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傅校长,眼睛里喷着火。我扶起了他,安慰了几句。其他人没有吱声,活没有干完,一个个愤然离开了学校。

此地无声胜有声。“成何体统!”,是大家的呐喊,让傅校长喊出来了。

傅老师是有点不成体统,私自动用学校的玉米,饱我们几个人的私囊。那么,一位表面斯文,一位堂堂的校长对同志大打出手,污言秽语地辱骂就“成何体统”吗?

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听说了这件事,好像很有同感,在生产队烧玉米豆子叫队长看见,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行的。但多数队长对此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更没有一个动粗的。所以大家议论,还是傅校长坚持原则。当然,也有认为他该打的,那是个别的队长。我也觉得傅老师该打,不过,他该打的理由只有我、傅老师、傅校长知道。

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傅老师因为说了实话,被定为“中右”。“中右”不被免职,但得接受斗争,得写悔过自新的材料,得让你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与监督。“中右”不是右派份子,更不是革命派,你要时时提防着,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可能。换句话说,傅校长打你是轻的,给你带个帽子那可就悲惨了,你就偷着乐吧,你还敢反抗?

 2 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  (1)

2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1)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4年后,我能很清晰地记忆一些事情了,那是公元194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日头刚刚出来,母亲就拉着我来到街上。

街上的行人似乎有些匆忙,相互间交头接耳,戚戚喳喳地说着话。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看懂了他们的表情——神秘兮兮的,难掩一种兴奋的神色。

母亲自然明白我在疑惑什么,也许这就是她领我出来让我明白明白的目的吧。母亲弯下身来,一遍又一边地告诉我“解——放——了——你懂吗?”究竟什么叫“解放”我说不清楚,只觉得那天大人们的神情很异常,于是我就记住了“解放”这两个字,第一个记忆中的新词儿。

那天,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车辙的痕迹很多很乱,到处都是,母亲特意让我留意看的。很显然,母亲对那些车辙很感兴趣。听大人们的议论,说那车辙是八路军朝新民方向走时留下的。

后来我大了,知道1948年10月29日是新民的解放日。在新民的地图上,我的家乡董家窝棚位于新民的最东北,东与新城子区相邻,北和法库县隔辽河对望。由此看来,我断定家乡要比新民早解放至少几天吧,现在已无人记起。

在那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白天,他在农民会那管些分田分地的帐目,晚上要去学校教青年男女们唱歌,那时的学校还没有学生。不久,学校正式开课了,有了学生,父亲就是那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了,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从此,他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

父亲和我认识的许多老师一样,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都披着一身乌鸦的外衣——乌鸦颜色的老师。

父亲当过伪满国兵、伪警察、清剿队队员,黑色的履历,难以洗清啊。要不是在土改时父亲“干过革命”,我家的成份肯定是富农以上,母亲告诉过我,我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才奇缺。这些所谓的人才,100%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家庭,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念得起书?在解放前,贫下中农之中,偶尔也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才,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而是土改前家境衰败了,破产了,土改的时候就被定为了贫下中农了。这些文化人,才是社会大变革的宠儿,就像傅校长,他们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的政治风暴和动荡中,有着十分保险的不受任何冲击的护身符。反过来,他们又可以按照特定的模式与方式,随心所欲地出击他们以为得计的目标与猎物,而屡屡得手且扶摇直上。这种印记,深深地扎在他自己和他人记忆的档案里。

人类时间的指针已经定格在90年代了,傅校长依然在上演他的拿手好戏,令世人嗤之以鼻。

他早已退休了,早已搬离家乡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但他又杀回马枪,让家乡人受伤。他说他养鸡没有饲料,就来到了西房号学校,拉走了那么多的玉米,没留下一分钱,只留下“嘿嘿”一笑,黑着脸走了。几十年了,他掠夺的本性还没有泯灭,可见他的心该有多么的黑,然而却披着一袭红色的外衣。别的老师黑在外表,他却黑在心里,不一样的黑。

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书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坟墓里。平反昭雪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愿意“摘帽”的,也不打算要很是丰厚的“经济补偿”,是他固执还是什么的,我不得而知。

新的班主任老师,令我们这些新同学很是惊奇——怎么会是一位女老师啊!那时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成年女性,没有一个是有文化的,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简单了,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几乎是麟毛风角了。

这位女老师姓姚,叫姚静芝(谐音),20上下岁,人称“姚大姑娘”。姚老师很白皙,活泼,爱笑。她笑的时候,笑容与笑声总是同时出台。她爱唱,即使是语文课,她也总能找到“借口”唱上几句,让同学们提提精神。她讲课的时候,没有谁淘气做小动作,生怕错过姚老师的一颦一笑,一歌一曲。她也爱跳,常和我们站成一圈一起跳舞,只是我们怎么学也没有她跳得那么灵巧。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山林里头有个英勇的鄂伦春……”的民歌,就是姚老师教会我们的,至今唱来都会让我陶醉于当时的情景中去。是那支歌把我们带进无限的幸福与憧憬中,也把我的童年染上斑斓的色彩。

姚老师很爱说话,课下常和我们聊天,班后也常到学生家里和家长拉家常,那就是家访啦。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挂着笑容,和我们“再会”。恋恋不舍的师生情怀,至今依旧让我恋恋不舍地回忆。

我一直不知道姚老师叫什么名字,直到1958年上了初中,我熟悉了我班的同学饶静杰,才知道他的姐姐我的老师叫饶静芝。

在团山子学校一年级的暑假前,我意外地受伤了。后脑顶被石头磕出了血,几乎要露出了骨头,我提前离开了学校回家养治,至今还有豆粒大的伤疤不长头发。

暑假过后,我上2年级开学的那天,不见饶老师了。听人说,饶老师结婚了,嫁到很远的黑龙江去了,仍然当老师。没有了饶老师,我们都很失意,好多女生还哭了呢。她走之前也没和我们说一声“再会”。“再会”,是饶老师教会我们的,起初我不懂什么叫“再会”,回家问母亲才明白。母亲说:“饶老师真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饶老师。1960年,从她妹妹那里得知,那时的饶老师很惨。

饶老师和我同乡,她父亲是地主份子。1960年的“粮食运动”,姚父被怀疑私藏粮食,遭到无情的斗争。

“粮食运动”就是深挖粮源,不许各家各户有粮食,都得到集体的食堂吃饭。食堂根本吃不饱,家里又没有可吃的,人们怨声载道,又敢怒不敢言,上边就拿“四类份子”开刀,敲山震虎,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一时间,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饶父更是诚惶诚恐,趁对他看守不备,就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去了黑龙江饶老师那躲避风声。

饶父在逃,证明他“罪恶深重”,公社、大队分兵几路去搜捕。至此,饶老师受到了株连。因为她“染黑”,学校停止了她的工作,被遣送到附近的农场劳动改造。

那时的她还会有悦耳的歌声和轻盈的舞步吗?我听到的是丧钟在低鸣。

进了农场,饶老师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对于这号人,同情心是无力的,同情只能在心中为善良人默默地祈祷。饶老师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拖延,等到病入膏肓了,农场怕处理死尸太麻烦,才把饶老师送进医院。

也算大难不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饶老师经过两个多月的生死挣扎,捡回了一条性命。

听了饶老师的处境,我的心像揪的一样疼痛,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这般的坎坷与凄苦。此时此刻,我彻底地相信,小说中那些悲惨的故事没有一笔一划是杜撰出来的了。

以后关于饶老师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直至今日。

饶父总算被折腾够了,以“有待详查”为“炸弹”扔给他草草地收场。“炸弹”就是威胁、恐吓,让你老实点。

饶父真的中弹了,他成了惊弓之鸟,吓破了胆。回到家里没有几天,就携家带眷当了“盲流”。饶静杰也随饶父走了,中断了我了解饶老师的通道。

在饶老师教我的一年中,记得她没给我们留过任何作业,回到家里我也不看什么书,但我考试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了3年级,我的各科学习出现了逆转,在班级里排不上号了。

3年级时我转学了,到父亲任教的新安堡小学念书。这,就是逆转的前奏,因为又摊上一位“黑老师”。

新的班主任姓马,马国忠。马老师中上等的个子,肤色很黑,满面的落腮胡子,就像水浒里手持板斧的李逵,或者是长坂坡的张飞再世。更令人生畏的是,他的脸更“黑”。

那咱,我家不住在原来的孟家窝棚了,搬到了离学校2华里的那家窝棚,父亲上下班方便,和马老师住在一个屯。

马老师天生的一脸严肃,我从来没见他笑过。在给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一只手习惯插在裤兜里。他不大理我们,只要是“理”,就把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的奇书网。来到这之前,父亲就警告我,说马老师厉害着呢,你要规矩点,不能像过去那么随便了。

是的,没来到这之前,父亲不常在家,我有点放荡无忌的毛病,母亲和奶奶不大管我,我就贪玩。是的,我是得规矩点了,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尽量适应,就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马老师把“近况”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回头就问我们什么叫“近况”?我见同学们没有举手,我就要回答这个别人不会的问题。我说“近况”就是近来的情况。本以为老师应该表扬我,想不到马老师反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答不上来,因为这是新课文里的新词汇,老师头一回念给我们的,我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猜测出来的。马老师很不高兴,在黑板上蹾折了粉笔,用眼睛嗔怪我多嘴。那时我想,既然你问我们了,为什么又不让回答啊,难道你叫我们一齐说“不——知——道——”吗?

姜子牙卖面遇大风,运气要是不佳喝水也塞牙,倒霉的事就成串地来。

第三天,马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念课文。不过,这次腾出拿课本的手,插进裤兜里,另一只手去翻放在讲桌上的书,口中念道:“中国比欧洲还要大……”

念完了课文,马老师问大家听好了没有?同学们有了上次我的教训,齐声答道:“听——好——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欧洲”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和“中国”相比较啊!课后,我去了办公室找马老师问个明白。

他不正面回答我,只顾一边叭嗒叭嗒地吸烟,一边豹眼圆睁:“就你没听明白,回去想想吧!”

回到教室的路上我也没想出来,就问“听好了”喊声最大的那个同学。结果,和他一样,没有一个同学能答得上来。直到上了小学5年级,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现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有水平,我就极力地反对。我认为,现在老师水平的绝对值,不知要高出那时老师的多少倍!只是现在老师的水平和学生家长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罢了,其实,有很多人的水平远远高于老师。再有就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本课外书可以阅读,几乎是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自然孤陋寡闻。

1960年冬,我念初三了。这是一个严寒饥饿的冬天。大概是全国的农村都实行了“食堂化”了。食堂给每个人的“定量”,实实在在地把每个人“定”在挨饿的数量上。母亲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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