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汲囊�10多元钱，对于我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望不可即。就在别人不爱穿的年代，我才享受这样的高档衣物，落后他人五六年。
一个堂堂的老师尚且“不修边幅”，孩子妈妈的衣着更是寒酸了。结婚时的红布帷幔悔了做成夏季上衣，一穿就是好几年。农村有一句俏皮话，叫做“老母猪去赶集，家里外头一身皮”，用在我们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我从来都是星期天洗衣服，周一再穿上，在家在学校就那么一身皮。即是衣服穿破了也不能扔掉，悔了后给孩子们穿用，大的穿不坏就给小的穿。孩子不懂的什么叫体面，倒是学会了我教给他们的一句话：“笑破不笑补，补上就是有”。有一张照片是我领着毕业生照相时和家人的合影，小女儿花格子上衣的补丁多得已经看不出哪是原来的面料了，这黑白照片依然在我们的相册里。照片中，三个孩子都在乐，其中老大的眼睛乐得都睁不开了。他们乐什么？当时和过后我都没有问过他们究竟。我想：也许是初次照相感到新奇而快乐吧，也许是小哥俩乐他们的小妹妹“斑驳灿烂”的衣服吧，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是有更体面的衣服一定会换上的。
我们俩一年下来所有的工分（民办教师也挣工分），去掉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柴草，剩不下几个钱，普天下大都如此。所以那时各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全凭家底厚不厚。所谓家底，也叫底垫，一是指多年的积蓄，二是说结婚时的花费有多少，也就是父母给你多少。我们结婚形式上很简单，“内容”上更不能用简单来概括。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必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包括手表在内，和给她父亲花34元买了一身皮袄……一共只花了不到600元。这不到600元的“婚费”有一半是我自己从姑姑家借来的。借来的钱能舍得花吗？从沈阳回来还剩下70多元，如数交给了父母，一分未留。
结婚时的炕柜花了69元，也在“婚费”其中。柜面有4个镜子，上面是“花卉”——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都是很流行的革命色彩。这柜子是我和王凤成李凤仁三个人，拉着手推车从沈阳的北行拉回来的，那天正是数九的第一天，天气嘎嘎的冷。所有这些就是我的家底，到孩子们上大学了，除了炕柜，其他的东西不是变卖了就是物尽其用了。
回想起孩子们的读书，那得说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了。幸运什么？不都是他们考上了大学而令我们欣慰，重要的是那时念大学很“便宜”，没有这费那费和高消费。要是现在，我供得起吗？那时的学费，是真正的学习费用，仅仅是笔墨纸张而已。我所耗费的除了笔墨纸张而外，是我正值青春年华的充沛精神和心机。
2 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2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一生中我得到的大小教训太多了，最没齿难忘的就是与老师“交恶”。我一直很幼稚也很固执，不会和老师搞好关系，使得老师很讨厌我，也让自己很苦恼，理想和愿望未果，遗憾终生。对于孩子，我不能让他们重蹈我的覆辙，也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比我优越的状态。我也不能像父亲对我那样不闻不问，我要尽力为他们走上顺畅的路做引导，开到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疏导他们思想化解疑惑，轻松地走自己的路，实现我没有触摸得到的夙愿。
他们刚刚上学，我就让他们通过竞赛得到快乐，把握自己的前程，多孩子的教育也一步一步向既定的目标靠近。
那时屋子里的四壁已经没有了李玉和李铁梅那样的年画了，也没有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取而代之的是四张图表——思想品德竞赛、学习成绩竞赛、生活劳动竞赛和勤俭节约竞赛，每一项都细化到他们的生活学习中。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记1分，学习雷锋做好事记2分，获得学校奖励记3分，最多的是被评为三好学生记5分。这一类的得分要实事求是地填在思想品德竞赛表格里，期末做统计。每次考试的分数自己写在学习竞赛的表格中，按及格、良好、优秀等档次计分。家庭劳动各有分工，两个大孩子负责抬水，小女儿专管抠水井的井碗。井碗不抠出来，井水就会滞留在井管里，冬天就会把水井冻裂。小女儿抬不动水，她又很认真，就把抠井碗的事交给了她。假如她忘记了，就会有哥哥们的提醒，但要扣她一个劳动分。其他的家务，像洗碗、做饭、圈鸡，都一一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家里的事情井然有序，人人尽职尽责。
每个孩子根据年龄的不同，学习费用也有所差异。在学习费用上花多少钱由自己记在勤俭节约竞赛栏目中，节省下来的钱自然有他们自己支配，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一分，一年300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书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厂更要打夜班赶任务，一个星期得有两三天熬夜。那时就不能回家了，只好住在厂子里，十几个人挤在5米长的土炕上，或者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过那后半夜。这样，没家里的事和孩子就得有我照看了，天各一方，公私不能两全。有时候我也不能回家，下乡蹲点在村上，家基本就唱“空城计”了，扔下3个孩子吃得如何、睡得怎样，你就可想而知了。
1981年，服装厂在“大家拿，拿大家”的人祸中寿终正寝了，她也解除了奔波的劳苦，疲惫之躯还未来得及休整，忧虑之心又沉重了。因为家庭收入的逆转之势就迫在眉睫。就这么一项“额外的收入”，现在又“绝源”了，相当于塞翁失马，但不知道是福是祸……
2 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2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服装厂倒闭了，欠下一大堆工人的工资，就以成衣按市场零售价顶替，不管你什么适用不适用的。工人只好手拿一大堆服装到集市上去销售，成了服装厂尽心尽力的义务销售员。我家得到的是10来条清一色的蓝色裤子，没有一条适合家里人穿用的，卖又卖不出去，只得将就穿了。父母、我们和兄弟妹妹出出进进全是一个颜色一种制式，犹如某行业的行服了。自己都觉得好笑，还得向不知情的人做个解释，否则就有偷盗之嫌。
没下岗前，她在服装厂负责质量检查和组织生产，队服装生产和管理及工艺流程谙熟，工作上也很投入。现在突然间刹车，有点茫然失措无所事事，更觉得无路可走，整天呆在家里忧心忡忡。
那一天，忽然有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板登门来聘请她做厂长，塞翁失马后果然有了意外的福分。
老板是邻村的，我们认识，他姓宋名佐英，是解放前这里名绅宋钦侯的孙子，排位老三，人称宋老三。
宋氏服装厂鼎盛之际有几十号人从业，乡内外很有些名气。由于缺乏管理人员，效益一直不是很好。公社的服装厂一解体，倒是成全了他和她，就近的技术工人也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宋老三的企业正蓄势待发。
她重操旧业，负责企业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宋老三出手大方，给她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是原来企业的一倍。
宋老三大有其祖父的遗风。他手里有了钱，不思企业的管理与发展，整天和一帮食客泡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以示仗义，好像自己就是孟尝君。
宋老三最大的特点除了嗜酒，就是嗜书，都如命。他看了很多的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他看书就像小孩看连环画那样入迷，你抢都抢不下来。有时候他怕别人打扰他看书，竟然爬上房顶看书，一看就是半天，不许别人打扰他。等他看饿了下得房来时，所有生产上的事已经耽搁多时了。该他表态的事，你找不到他；去沈阳本该一天办好的事，他三天也办不完。酒喝足了才想去办事，头又涨腿又软。就这样，大好的时光和机会白白地流失，一次次地一闪而过。不到二年，好端端的企业被他自己泡黄了。欠下工人的工资很少有人去向他讨要，要不来还得惹一肚子的气，只好自认倒霉。
宋老三总算在破产之后给大儿子办完了婚事，老两口子领着女儿和小儿子背井离乡去了新城子区居住。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躲债，二也是为一家人谋个生路。这会他倒是勤快了，起早贪黑地卖起了血豆腐，无奈浪子回头为时晚矣。不久，他得了重病不治身亡客死他乡。听到他的噩耗后，我和孩子的妈妈去看望抚慰他的遗孀。她泣不成声，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劝告。
当初，宋老三把生产和质量管理交给了孩子的妈妈，而销售和财务已对外联络交给了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人心计甚多，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来二去，所有的企业机密，全都被她了如指掌并为己所用。此时的宋老三成了一具枯死的躯壳，她却借机壮大了自己，进而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没有死去，而是换了一个姓名，依然走宋老三原来疏通好了的渠道。
宋老三为人豪放豁达更是血性，缺少的是身体力行和任人唯贤。他之死令人怜悯又使人叹息。我们空有辅佐之心同情之意，只是难以越俎代庖，也是鞭长不及马腹。
孩子妈妈再次失业不那么处心积虑了，久经的磨砺使她对就业下岗的轮回已成为司空见惯。几年间，她去过大韩家窝铺的吴家、燕飞里的刘家，为他人作嫁衣裳，倒也没有清闲过。她像个游击队员，神没鬼出的，左邻右舍还以为她在公社的服装厂上班，钱一定没少挣。
1985年，罗家房乡私营企业纷纷停下了脚步开始喘息。这些企业都是靠原来公社趟出来的路子走老关系的。改革开放一活跃，这些关系的链条松动得不能链接在一起了，私营企业局成了无水之源，一天天地枯竭了。
这时，大孩子已经考上了新民省重点高中，其他两个孩子也正沿着这条路向前冲刺。于是，钱又一次对我们警钟长鸣于耳际。
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更需要钱。我一个月180元的工资怎么能经得起他们的“你争我夺”？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异想天开的来钱道——养鹅！
1985年盛夏暴雨连绵，辽河的洪水已淹没了所有的河滩地，水还继续地上涨。既然决定养鹅，就不能再犹豫了，天塌地陷都不会改变，害怕洪水吗？
那天上午9点，辽河又出现一次大的洪峰，我没有理会，带上一些钱独自骑车直奔铁岭。我不知道去铁岭的近路，即使有近路也被洪水阻隔了，只好走大路。走大路要经过新城子和清水台，然后90°大转弯再向北直行，也就是走哈大公路。这条路只听说过但没走过，就边走边问路。中午过后，总算来到了铁岭，单程150华里，还不算在铁岭市内绕来绕去的路程。
到铁岭买鹅？是的，那里有纯种的昌图豁鹅。铁岭的畜牧研究所是昌图豁鹅的提纯繁殖基地。要是在铁岭买不到的话，我就去昌图，狠心了。
还好，经人指点我找到了畜牧研究所，到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研究所在山上，本来一路疲惫不堪却又要上山，两条腿酸得直打颤。到那才得知，今年最后一批鹅雏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我毕竟赶上了末班车，忘记了劳累。按研究所的规定，当下我交了预付订金，心里踏实多了，没白跑一趟。
本该在铁岭住一个晚上好好地休息一下，一想起辽河发水我还是回去了，立即返回。
回来的路上自己告诉自己，累了就慢些骑。可一上自行车则心不由己了，恨不得一步到家。出了铁岭市区，才觉得饥肠辘辘，只好停下来在路边的小吃部用电便餐。吃过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想起离家至少还有130多里路，没有休息就又路了。
这会则是身不由己了，想快骑也不行了，两条腿比木头还硬，往下一使劲脚和腿还有膝盖无处不酸疼。好不容易过了新城子来到了六王屯，天已经黑了下来。
二妹妹就住在六王屯，我没到六王屯的时候就打算在她家住一宿，实在走不动了。可到了那，我的主意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