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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于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的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十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一九三五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象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一九三五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引者注：似应为《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
一九三六年五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引者注；即率达夫人）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引者注：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然后，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之中。
在丁玲的笔下，姚蓬子的叛徒嘴脸，一清二楚。
经过严格的审查，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党员。”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一九四○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
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这些批评……
丁玲的走，曾使姚蓬子心灵上有过一阵震颤，有那么一丝隐痛，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那样的发表过《脱离共党宣言》，他已那样的供出了党的机密，已经“转向”的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到斧头镰刀大旗之下……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成了徐恩曾亲密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一九三六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甫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象《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一九○五年二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P。Harris，一八六八——一九四七）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一九一二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如今白发似雪，年已九旬。当我拜访汤静逸先生时，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写了（本书作者注：经查阅档案材料，汤静逸曾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写了《关于姚蓬子叛充反动派文化特务的情况》，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写了《有关姚蓬子和中统的关系问题》）。
过了不久，记得两个穿军装的人，到上海市监狱提审我。他们要我讲姚蓬子的情况，我就把已经写进材料的那些事讲了一遍。不料，他们听罢，拍台子，大声骂我“狗胆包天”！他们警告我，今后绝对不许再写、再讲关于姚蓬子的事，不然就会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属于“防扩散材料”！
那两个军人走后，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长”。显然，那两个军人是姚文元派来的。他们要封住我的口……
其实，在南京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早在一九五六年当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审查时，他便亲笔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的经过》。白纸黑字，迄今仍保存在公安部的档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要我在那里写。我写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华汉、冯雪峰、郑伯奇、钱杏（屯阝）等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理事；还说以上的人都是左联的理事。我同鲁迅等办过萌芽月刊，同丁玲等办过北斗杂志，还自己编过文学月报。我加入党是潘汉年介绍的。
关于左联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说先是潘汉年，后是华汉。关于有哪些党员，我说有冯雪峰、华汉、钱吉（屯阝）等。
左联会员的住址，我说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屯阝），都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同柳亚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住在什么地方也写上了。
这以后，张道藩到狱中来过一次，是在法官的审判室中接见我的。他说已看到了我的叛党的自白书，不久就可以觅保释放。
我既已成叛徒，而且拿着中统特务机关的津贴而成为它的一页。
到汉口以后，我先在中统的临时办事处看到徐恩曾，他说每月仍给我一百元津贴……
活口难封，事实俱在。每一个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脚印所组成的。在一九五六年，姚蓬子就已被公安部定为叛徒。
姚蓬子在被捕之后，先是出卖党的机密，继而公然发表脱党宣言，进一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甚至与徐恩曾攀上“干亲”——这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用双脚走过来的。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其中的“桥梁”，便是姚文元。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楼上，忽地笑语飞扬，热闹起来。徐恩曾挽着他姘妇费侠的粉臂，笑吟吟走来，跟在门口恭候的周伯良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