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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从江西取道桂林，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冯雪峰尚属保释，国民党当局随时可以重新逮捕他，党组织便叮嘱冯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庆养病。于是，看中了作家书屋这个地方。
冯雪峰住进了作家书屋。
姚蓬子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冯雪峰的到来，无疑是给作家书屋刷上了红色。他的尾巴翅起来了。当然，他心中也明白；冯雪峰从不跟他提起党内的机密，也从不问及他在南京狱中的那段往事……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重庆文化界五十多人集会，发表《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坚决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在请愿书上写下大名的，绝大多数是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舍、茅盾、胡风、夏衍、曹禹、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阳翰笙、于伶、聂绀弩、胡绳、浦熙修、冯雪峰、叶以群、张友渔、石西民。曹靖华、郑君里、张骏祥、洪深、彭子网、沈浮、吴祖光、侯外庐、焦菊隐……
在签名名单上，紧挨着茅盾的名字旁边，签着“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
第四章 望子成龙
精明的投机商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象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批人马从重庆涌入上海，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也东迁了。
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莲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姚莲子独自先来上海打天下，周修文、姚文元和妹妹留在重庆。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的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象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于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的，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汗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在重庆中学上学。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那时的姚蓬子已没有半点“诗人”气息，而是散发着满身铜臭！
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给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象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板。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老板不在家，稿费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终于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费，那时物价已涨了几倍了。
姚蓬子，蹩脚的作家，精明的奸商！他比父亲姚西曜盘剥佃农的大斗更厉害，他从作者、读者、职工三方面榨取血汗钱！
姚蓬子之苛、诈，令人震惊。
姚家向来喜欢雇同乡穷妇作佣人；一是同乡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追查到家乡；二是乡下穷人好欺，给碗饭吃就够了。
据曾在姚蓬子家做过五年佣人的钱亚芬回忆：五年之中，姚蓬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工资！一九三一年，当姚文元满月的时候，姚家亲戚前来贺喜。钱亚芬抱着姚文元给姚家亲戚们看，有人赏给她几十个铜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从钱亚芬手中拿走了这些赏钱，只给她三个铜板。后来，当钱亚芬终于离开姚家时，她的身边只有这三枚铜板而已！
姚蓬子的吝啬，在亲戚中也是“出名”的：家乡来了亲戚，住不了几天，就得赶快“开步走”。姚老板的面孔是铁青的。亲戚多住几日，他便会下“逐客令”，唯恐亲戚多吃了他家的饭菜！
他总是说自己穷。他也确实一副穷相：西装已经又旧又破，他还天天穿着……
物价象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的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据楼适夷四亿，他回到上海，也曾去过作家书屋。在他的印象中，这时候的姚蓬子显得异常忙碌。姚蓬子的桌子上，装了几部电话机。这位诗人已毫无写诗的灵感，却忙着在做投机生意——不光是倒卖纸张，也倒卖黄金、公债、股票。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生意。
这时的姚蓬子，成了道道地地的奸商！
脸阔了，手宽了，姚老板对职工依然那么刻薄。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一九三七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于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颇远，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从重庆中学转入大同附中，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毫不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子——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一九四八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一月十八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个学校五千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三千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二百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生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二十七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张。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十七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当儿子在那里念完高中一年级，姚蓬子便让儿子转入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学——沪新中学。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父亲随他来到卧室，关上房门，姚文元这才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