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三十二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五月号。二十四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二七——一九八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壁。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温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象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象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
“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
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砥，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一九六二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屯阝）。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屯阝）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象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象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象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国穷匕首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来。
《杂家》事件
五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一五月六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草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做文章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冲冲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