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时，主持者声言：“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帐。”这么一来，解除了与会者的戒备，各各畅抒己见，以为只不过“内部谈谈”。
可是，会议结束时，主持者却道：“谢谢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准备整理成文见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专家、学者们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但悔之晚矣。
张春桥和姚文元翻阅着会议记录，笑了：“引蛇出洞”终于成功了！
这时，从北京也传来“引蛇出洞”获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跳”出来了，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好，你翁独健敢于骂姚文元“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调子比马捷唱得还高！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也终于按捺不住了，替吴晗大打不平：“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好，好，翦伯赞可是条“大鱼”，中国史学界之“马首”，是马捷远远无法相比的。你翦伯赞也跟吴晗坐一条板凳，太好了！
那阵子，张春桥和姚文元够忙碌的。天天在那里排“左、中、右”名单。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便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拥护的，“左派”；中立的，“中间派”；反对的，“右派”。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节，张春桥还在忙碌。他在春节联欢会上，还不忘“钓鱼”。他那阴沉的脸上，硬是贴上了咪咪笑。他拍着胸脯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他还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
为了开展“大辩论”，颇为“艰苦朴素”的姚文元，穿着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光临《文汇报》编辑部。他从包中拿出几张纸头，上面开列了三十几道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题，要求《文汇报》展开讨论。
《文汇报》社忙得团团转：每一封关于《海瑞罢官》的读者来信都要摘要登记；每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都要送张春桥审；每一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文汇情况》都要请张春桥阅定
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十二份。这十二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
“围城打援”
按照姚文元开列的三十几道题目，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旷日持久地在《文汇报》上进行，一整版又一整版，连篇累犊，没完没了。
一出京剧《海瑞罢官》，用得着花那么多的篇幅，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
如果说要“引蛇出洞”，许许多多专家、教授都已表了态，讲了话，写了文章，干吗还要“深入、持久开展讨论”？
在《文汇报》社，已有人厌倦了，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漫无际涯的“学术讨论”。
张春桥在冷笑，说了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战还没有开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本是军事用语，即：“进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据守城镇的敌人，诱使敌人从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的援兵。”现在，张春桥把吴晗当成已被围困于城中的敌人，旷日持久地讨论《海瑞罢官》，对吴晗“围而不歼”。张春桥的目光，注视着城外的援军……
张春桥和姚文元无日不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说过，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来上海点燃批判《海瑞罢官》之火。
北京，隐伏着吴晗的强大的援军！
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抛出之后，北京保持缄默。
张春桥嘱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单行本，以便到北京散发，攻入那个“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纸型，就要付印。这时，江青给张春桥来电，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准备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的报纸终于表态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后的第十九天，《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在第二版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加入“编者按”。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和姚文元研究着北京各报：什么时候转载，登在第几版，尤其是“编者按”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表态。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态度是差不多的，“编者按”只是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不偏袒吴晗，也不倾向于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点也不含糊地说：“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写，也无报纸会登——要不，只能求助于《解放军报》，而《解放军报》毫无“民间”色彩！
从北京不断传来“秘密”摸来的消息，使张春桥、姚文元如坐针毡。吴晗，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居然有恃无恐地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被“围困”了的吴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为他有着“援军”。
有人密告张春桥、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是《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定稿者。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表态：
“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密报！密报！从北京又传来紧急消息：邓拓从北京许多高等学校抽调文史专业教师，组织成一支队伍，要以《北京日报》为阵地，反击姚文元！
密报！密报！就连邓拓面对这些教师所讲的一席话，也被急急地密报到张春桥、姚文元耳中。邓拓很明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专门查对过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吴晗的意思。他这样搞很被动，有心人多得很！你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密报纷至沓来。张春桥把主攻目标从吴晗转向邓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机宜：你去准备批邓拓！
这样，姚文元在讨论《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除了以“劲松”、“伍丁”的笔名，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之类“棍文”，便埋头于整邓拓的材料。
张春桥的“围城打援”，终于奏效：《北京日报》登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登出了《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呢？》，署名“向阳生”。
密报！密报！“向阳生”即邓拓！
好，好，另一支援军也出动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报！密报！“方求”即周扬！
第十章 拉开“文革”大幕
二月：南北对垒
一九六六年春节刚过，大地又是一片银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儿照样在放鞭炮，女人照样在穿新棉袄，老头、老太婆照样在吃饺子，小伙子照样在下棋、玩扑克。谁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对台戏”在悄然开张。
北京，二月三日至七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连日举行扩大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所谓“五人”，乃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吴冷西当时为《人民日报》总编。
“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因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看，一定要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会议一开场，彭真就明确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赞同彭真的见解。唯有康生用手摸着小胡子，不置可否。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二）方针；
（三）队伍；
（四）左派要互相帮助；
（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中共中央在二月十二日同意《二月提纲》，并向全党转发。
《二月提纲》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五人小组”开会的前一天——二月二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五个人，在召开另一个会议。从二日开至二十日，花了十八天。
会议的主角，便是那位上海的“女客人”。她刚从苏州来。在苏州，她跟正住在那里的林彪、叶群作了一笔重要的政治交易。林彪“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当她来到上海，林彪已指令总政治部派出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从北京飞抵上海。
她提议采取“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来开会。张春桥虽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却不时出现在锦江饭店里，三天两头参加座谈。
就这样，经过“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次”，写出了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她讲，别人记而已。记录经张春桥动手修改，又经陈伯达修改，成了那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们简称《纪要》。
《纪要》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它的主题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由于得到林彪的支持，毛泽东的同意，《纪要》战胜了《二月提纲》。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纪要》。
紧接着，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了《二月提纲》，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亦即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姚文元来说，进入“中央文革”，是他的发迹史上关键性的“跃进”。不过，据关锋回忆，在“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四月，最初拟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王任重、江青、刘志坚、张春桥，组员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
后来，删去了陈亚丁、吴冷西，加上了谢镗忠、尹达。这时，依然没有姚文元。
“中央文革”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会。
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组长陈伯达沉思了一下，说道：“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中央文革’的辫子！”
关锋愕然——他直到这时，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