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愕然——他直到这时，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江青一听“老夫子”的话，生气了，说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每逢这样关键的时候，江青总是要用“主席”来作为王牌打出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刚开始，江青便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谁还敢反对？于是，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文革”。
至于江青是否向毛泽东报告过。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姚文元为江青出了大力，“第一夫人”也就为之力荐。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通告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陶铸，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全组正式成员十四人。后来，又补充四人，即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从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上海调往北京，与江青结帮——在此之前，江青与张春桥在“京剧革命”中开始勾结，而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姚文元加入了江、张联盟。
对于姚文元来说，他靠批胡风崭露头角，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一句话，此人是靠“大批判”起家，是靠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的。
就在张春桥忙着为江青张罗《纪要》的时候，姚文元销踪匿迹。他，另负重命——打掉吴晗的“援军”……
瞄准邓拓
在姚文元的书桌上，《海瑞罢官》剧本以及明史已被撂在一边，代之以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金棍子”要从打吴晗转向打邓拓和廖沫沙了。
说实在的，姚文元本来对邓拓颇为敬佩，对《燕山夜话》深为赞赏。
一九六二年，姚文元曾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写过这么一封信：
编辑同志：
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杂感》），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
致
敬礼
姚文元5月30日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邓拓北呼，姚文元南应。他要步《燕山夜话》的后尘，出版”上海版“的《燕山夜话》。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姚文元“反戈一击”，把《燕山夜话》当作“大批判”的箭靶了。就连张春桥也是如此。当年，当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之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曾一起共事。如今，为了顺应“阶级”的需要，全然不顾这些了。
又一番“对外保密”。经过几次修改，经过江青、张春桥动笔斧定，由江青把大字本送到毛泽东手中。
标题：《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署名：姚文元。
毛泽东阅毕，拿起铅笔，思索了一下。他觉得标题过于冗长，便写上《评“三家村》四个字，而把原先的标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删去。
于是，江青便吹嘘了：“经过主席亲笔改定……”
江青和张春桥第三次看中《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发表。
作为“军师”，张春桥选择了“最佳时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在《文汇报》上抛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确实是“最佳时机”：
因为五月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会议：
因为五月八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登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指明“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江青还点明：“《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这样，江青就借“围城打援”，从吴晗身上“扩大战果”，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进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直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见报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调子，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开缺口，“扩大战果”，成为轰击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发重磅炮弹：第一发俞铭磺的《“有鬼无害”论》轰击廖沫沙，第二发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轰击吴晗，如今第三发轰击邓拓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这三发重磅炮弹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都是以《文汇报》为炮口。
“四人帮”其实最初是“三人帮”：以江青为核心，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棍子”。那时候，“造反司令”王洪文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办公室里逍遥，他连做梦也想不到口后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密战友”……
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五百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议上散发，开会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前，“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旦还是“彻头彻尾”的。
大抵是某种巧合，在中国古文中，“笔”与“刀”常常连在一起。替人写作，曰“捉刀”。办理文书的小官，曰“刀笔吏”。……古时刀笔相连，那是因为古时以竹为纸，笔在竹简上写字，误写之处即用刀刮去，刀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却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笔吏”，其笔如刀，笔能杀人！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翻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人和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
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挖“后台”——彭真
今非昔比，与半年前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大不相同：五月十日下午，当天的《文汇报》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上，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七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
形势急转。就在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第六天——五月十六日，大火烧到所谓“三家村”的“后台”，也就是姚文元文章篇末所点的“指使”、“支持”那“三家村”的人，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因为在五月十六日通过，所以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学家们已经确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下台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故称“十年内乱”，亦称“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这样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泡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和“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提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