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八月十四日，姚文元见到芦获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一美学笔记之五》，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续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八月三十一日予以转载。
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获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
事情就象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个哑谜的谜底，直到一个月后，江青跑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才终于点穿：
“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在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讲得更明白：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获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一九七六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姚文元得意了，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雨辰年清明节三月初五，亦即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正值星期日。
早有“探子”向姚文元报告：四月四月这天，将会有数十万人以至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北京许多机关、学校、工厂，正忙于做花圈。连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在做纸花……
姚文元那敏感的政治神经马上收紧了。在他看来，纪念周恩来，也就是向“四人帮”示威！
四月二日，北京各单位急急地传达“舆论总管”紧急电话通知：“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要破‘四旧’，不得在清明节那天搞什么祭奠活动……”
姚文元的电话通知，激怒了人民群众，如同火上加油。
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了！
愤怒的火山，终于在丙辰年清明节大爆发。
哀思如潮，银花似浪。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被白色的花圈紧紧围裹。每一朵小花，都代表着一颗火热的心。
人民，忍受了十年苦难，再也无法咽泪吞声了。
举起笔，诗言志，悼总理，斥妖魔。人们用诗痛驳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又有诗道：
前番悼念，
又哄又压。
今朝扫墓，
变本加厉。
言称四旧，
用心毒辣。
还有的诗，诅咒姚文元道：“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他死定无花！”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四月五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一双三角眼在望远镜后面窥视。张春桥看毕，颓然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温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朗诵者的脸上挂着轻蔑的冷笑。听众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谁都明白，“江桥摇”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那欲哭无泪的日子里，这首诗唤醒了与人们久违了的幽默感。
另一首题为《斥“秃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载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
二月六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壁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又有一首《秃儿想掘坟》，怒斥姚文元：
神州欲变，
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
红日当空已难显。
自从总理别世去，
灰撒锦绣江山。
百花痛，含悲念，
声位语更咽，
人心皆怀念。
秃儿想掘坟，
悲剧又重演。
妖婆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还有一首《三人只是一小撮》，诗中暗藏“桥”、“摇”、“江”，谁都明白所指何许人：
断桥飘摇春寒冷，
浦江浊水走鱼精，
挥手撒下铺天网，
刀下鱼精现原形。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几行字：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戈培尔第二”
在“四人帮”之中，姚文元处于最前线。这位“舆论总管”每天都要发布消息，指挥造谣机器把谣言倾注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
一次又一次，姚文元拿起红色电话机，向他的心腹，雅号“草包总编”——鲁瑛，口授机宜。
鲁瑛此人，原先不过是上海《解放日报》社办公室主任。只因他对姚文元言听计从，居然坐上“火箭”，一跃而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在《人民日报》社作报告，其效果如同刘宝瑞讲单口相声，台下笑声不绝于耳。因为他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把钓鱼岛念成“钩鱼岛”，把赤裸裸读成“赤果果”……他走马上任没几日，“草包总编”的“美名”便在京都传扬。
尽管这样，姚文元依然把这“草包”安置在党中央机关报总编的显要位置上——因为他总是百分之百执行姚文元的指令。
在电话里，姚文元的每一道指令，通过鲁瑛之后，很快地就在《人民日报》上体现出来。
姚文元叮嘱：“走资派还在走。注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层人人！”
鲁瑛立即答话：“是！”
“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是！”
虽说鲁瑛是个文人，电话里的答话声却如同军人的口令。不，不，更象清宫里的奴才，只不过奴才答话用的是“喳！”。
在那些日子里，姚文元与鲁瑛的最亲密的合作，莫过于在四月五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情况汇编》。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在姚文元看来，比《人民日报》还重要。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无法象过去那样走遍山山不水，只能靠一纸《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作出决策——发布“最高指示”。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同样也影响着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视听。
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
四月四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燃，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变成了“志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本来，那首《满江红》纪念周恩来、斥骂“四人帮”是很鲜明的，经姚文元一删、一批，变成了“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