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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卫鞅的左庶长府，秋天是个更忙碌的季节。
废除井田而推行新田制，是全部变法的中心环节，也是变法成败的根本基石。全府上下从八月便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国府各官署的吏员在左庶长府穿梭般出出进进，信使探马流星般往返于栎阳和各郡县之间。卫鞅的书房彻夜灯光。国事厅里，景监带着文吏班子昼夜连轴转。面对这千古大变，要做的事情是太多了。
井田和奴隶，是两样老古董。从五帝最后一个的大禹到春秋战国，三千年以来，井田制和奴隶制一直巍然矗立，是古典华夏社会框架的泰山北斗，是中央王室和诸侯国家的柱石。井田制和奴隶制共生共存，井田制是奴隶制的框架，奴隶制是井田制的依附。要明白这两样老古董，得先说说井田制。
井田制的始作俑者，是治水的大禹。那时侯，华夏大地是洪水时代，气候湿热，百川横溢，大大小小的河流山溪，都是盲无目标的相互冲击流淌，在山原大地上搅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旋涡。遍地汪洋，人们仓皇的逃离茅屋、城堡和土窑，躲避到高高的山洞和树林中去。农耕、放牧、制陶和狩猎的土地，全部沦为水乡泽国。如果不能驯服洪水，整个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就会倒退回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与林间百兽争生存。幸运的是，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是伟大的舜帝，他没有被洪水吓退，而是决然命令他的助手禹担负起治水的使命。禹，是一个寻常人无法想象的治水天才。他抛弃了祖祖辈辈“遇水土屯”的堵截治水法，发明了“疏导水流，尽入大海”的伟大方法。他说服逃到高山上的部落首领，请他们的族人自带干粮干肉，和他一同疏导洪水。十三年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的两条大腿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治水的民众也死伤了千千万万，终于百川入海，洪水被制服了。
禹的伟大业绩人人传诵，人们都叫他大禹。这时候，舜帝老了，大禹做了先民们争相拥戴的首领。大禹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国号是“夏”。
洪水消退，大地显露出来。洪水夹带泥土，填平了沟沟壑壑，冲积出大片平原土地，一望无边，平平展展。人们从山林中走出来，争相占领肥美的土地，厮杀拼打，乱得不可收拾。可是，大禹是第一个国家元首，坚定果敢，没有在混乱和争夺面前退缩，而是决意建立一种能使人们和谐共处的耕作秩序。他发明了一种耕作方式，叫做井田制。就是在广袤平坦的肥沃平原上，将土地划成无数个“井”字型的大方块，每八家一“井”，中间一块土地是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种，收获物上缴国家。八家唯一的水井，在公田中央位置。人们每天清晨前来打水，顺便就在井边交换剩余的物品。八家田地（一井）的周围，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十井一村，十村一社，人们在平展展的田野里组成了互不侵犯的村村社社。那时侯人口不多，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划出的方方正正的井田足够当时的人口居住耕耘了。
那时侯，井田制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它把零散无序的农人们编织在一个框架里，使他们同心协力的努力耕作，抵御灾害，和谐相处，收获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然而也有抢掠成性的部族不守规矩，仍在依靠暴力杀戮，抢夺其他部族井田里的粮食、牲畜和财产。大禹就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部族首领），公开杀了不守井田规制且会盟迟到的防风氏，宣布建立永远不解散的军队，专门对破坏井田秩序的部族进行讨伐。
从此，井田制真正站稳了脚跟。
有一点要清楚，平民农夫（自由民）分得的井田，只能耕种，不能买卖或做任意处置。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国有私耕”。《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得正是井田制时代的人地关系。国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没收平民农夫的耕田赐给别人。在平民犯罪时，更是理所当然的没收田产，甚至包括将犯罪者及其家人也没收为官府奴隶。也就是说，土地的处置权在中央官府。平民耕种的井田，永远不可能象真正的私有财产那样转让和继承，自然更谈不上自由买卖。
井田制还有一个孪生的制度，就是奴隶制。
那时侯，国王、诸侯（部族首领）和大小族长，都拥有大片土地，这就是私家井田。这种私家井田，主人对土地虽然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最终处置权，但却是比平民仅有的耕作权大大进了一步。只要豪族主人（领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讨伐，不在战争中失败，这些土地实际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赠送甚至买卖。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种。国王、诸侯和族长，就把战俘、罪犯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强力安排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除了给耕耘者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收获物全部上缴土地的主人。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族长及其家人，正是依靠从这些“奴隶井田”和自由农夫的公田缴来的收获物，维持着军队、官吏和舒适富裕的生活。私家井田的劳动者，就是奴隶，也叫做隶农。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户籍登记）也不登记他们入册。他们的身份只存在于豪族主人（领主）的“奴籍”之中。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脱逃，也无处容身。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隶农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后来，私家井田渐渐的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
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隶农），是奴隶制的主要部分。
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这种奴隶是奴隶制的次要部分，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不是这里的话题。
又经过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东周七八百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便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自然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
这种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
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的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道家的老子也提出了“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返古主张，事实上也赞同恢复井田制。
新出现的地主贵族和法家人物，却极力反对回到古老的井田制时代。他们主张废除井田制和隶农制，建立一种更能激发农人勤奋耕作的新田制，建立一种能够使新地主依靠财富自由扩大土地的新土地制度，这就是“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
可是，说归说，吵归吵，真正动手实现新田制的，却只有魏国李悝变法所推行的半新半旧的“五成田制”。李悝只在自由民耕种的井田和魏国的公室井田上实施了“田得买卖”，废除了封地隶农。对魏国境内举足轻重的旧贵族的私家井田，仍然保留着封地（私家井田）和隶农。其他象楚国、齐国、韩国、赵国或多或少的变法，都没有超过魏国的限度。燕国和秦国两个老牌诸侯国，更是没有对旧的田制以任何触动。剩余的三十多个小诸侯国，更谈不上废除井田制了。
事实是，直到秦国变法，井田制事实上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彻底的废除。
而今，卫鞅要在秦国彻底废除井田制，随之必然结束隶农制，如何能不引起朝野震动？如何能不引起依靠封地养尊处优的贵族们的惶恐不安？
七、白氏老族长搬动了大靠山
事情还是从郿县生出来的。这次是白氏家族领的头儿。
说起白氏家族，在栎阳做将军的白缙一支是嫡系正宗。但这正宗嫡系的白氏，人口却很少，只有三百余口。在秦献公以前，所有的白氏旁系都居住在郿县，人口逾万，整整二十三个大村。秦献公东迁栎阳，将眉县的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各迁往东部一半，形成了“西白”与“东白”，其他两族也一样。在孟西白三族中，白氏家族的传统最为勇武厚重，在秦军中有许多中下级将领和军吏，老秦人甚至流传有“无白不成军”的说法。另一方面，白氏家族又很擅长农耕，对侍弄土地有特殊的禀赋。有人说，白氏家族是农神后稷的传人，天生的种田人。无论在郿县，还是在秦东，只要在白氏族人居住的地面上发生了和土地耕耘有关的大事，历来离不开白氏家族的参与。
旁系白氏家族有两个族长，一个是“西白”的白龙，一个是“东白”的白虎。年轻时候，白龙白虎都是秦军中赫赫有名的千夫长。在秦献公时期，和魏国争夺龙门要塞的激战中，白龙断了一条右臂，白虎断了一条左腿，不得不离开军旅。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俩人竟然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白龙处事狡黠精细，白虎则憨猛粗率。上次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争水恶斗，白龙大不以为然，说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送，张着大嘴往风头上呛”，不主张和新法令硬上。结果虽然拗不过孟族和西乞族以及本族人众的嚷嚷，派出了一百来人参与“作战”，但却都是女人和少年，他自己也没有去。虽然当时大大得罪了两族人众，但在渭水大法场后，孟族和西乞族的老族长都在法场上悔悟自杀，唯一留下来的白龙，便赢得了族人极好的口碑，隐隐然成了郿县孟西白三族的核心。
但是，白龙却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当初，他不主张和戎狄移民械斗，并不是拥戴新法，而是觉得风头不对。渭水大法场之后，他感到新法太得严酷，心中老大不是滋味。如今又要废除井田封地，他无论如何是忍不住了。
这得说说井田制的废除方法。
井田制下，农户各家的房子都在自己的田里，分散居住，遥遥相望，才有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官府所谓的“村”，指的只是一个治理区域，而没有集中的居住地。废除井田则要来一番大折腾。首先，农户（不管是自由民还是依附隶农）要从井田里搬出来，在不能耕种的山坡或荒滩集中盖房子居住。一拆一迁一盖，对农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其次，井田中原来的庄基地和原来的田界以及原来的车道、毛渠道，都要开垦出来合并成耕田一并分配，合起来叫“开阡陌”。原先分散在田中居住，各家的院子和打谷场都很大，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耕地。私田之间，地界很宽很高，几乎和小路一样，也占去了一部分可耕良田。更占地的是纵横田间的车道。春秋和战国初期的战争是车战，战车又是农家自造（每十户或更多，出一辆战车）。所以在田野里必须留出战车道路。更有大规模车战碾出的道路和毁坏的田野。这些又占去了许多良田。如今要农人搬出田野，以村为单元集中居住，将田中的车道、地界、庄基场院和废弃的渠道统统开垦出来，变为良田重新分配。这样，一方面是节省土地（集中居住的村庄占的是荒地），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土地。一正一反，秦国的土地资源便大大丰富起来。但是这一拆一迁、集中成村、开垦路界、重新分地，人力财力大折腾，引出的利害冲突可当真不少。
白氏家族的不满，尚不在这些表面冲突之中。
以孟西白三族在乡闾之间的势力与影响，他们不会担心在拆迁聚村和重新分配中折损了自己的什么，他们的好田好地不会因为新法而减少，反而会增多。他们都是殷实的老族农家，寻常农户在拆迁搬家中的艰难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也伤不了他们的元气。白氏家族的不满，不在寻常农家的这些琐碎担忧，而在他们的特殊地位将在新田制中失去。
郿县的孟西白三族，都是自由民，向来被秦国公室当作“国人”对待，其地位本来就与依附隶农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普通的自由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白族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在孟西白三族中，惟有白族是太子封地！太子封地，是秦国在春秋时期的传统做法——太子一旦明确，无论其年长年幼，都有一块储君封地。这种封地与权臣豪族的领地不同，一则，农家庶民不改变原来的自由民身份或隶农身份（豪族领地的农人一律是依附隶农），譬如白氏家族被确定为太子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