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像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像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杈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花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
生意也很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货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了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白等了一场。少赚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都得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我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衩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了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黢黢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蓝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
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像这次饿得这么狠，像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
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 “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
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关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
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赌咒发誓说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经到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
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
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我连干了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老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像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只好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了，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
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几天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腊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儿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偌大的白晃晃的钢儿，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的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像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像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的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