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谈电视。它的力量真就那么大吗？这么多”大腕“作家成 为嘉宾？这些人真的需要用出镜来证明自己吗？而且还是那么烂的栏目？不太知名的作 家出镜我还多少能理解，他们的名声比你和王蒙小多了，严格地讲，他们不属于公众人 物，没多少人知道，出出镜扩大知名度也不算太丢人。而你和王蒙就不一样了，在北京 或其他大城市，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你们的名声也不太过分，普及率非常广。有了这种知 名度，为什么还去那么个栏目？从根上讲，一个真正的作家，压根就不应该也不会想去 那种电视栏目。 王朔：我的印象里，那次采访是在英达那家公司做的。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朋友之 间的事。当然我那时也觉得电视是个非常好的传播媒体。那时候我也不写东西，闲着没 事儿，有时候就去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电视节目。我当时也确实有这种想法：电视是一种 保持名声的东西，出名也不是什么坏事，想出名的欲望没有底儿，欲壑难填呀！出名对 人确实有腐蚀力，决不次于钱或权力。喜欢出名，愿意出名，觉得上电视对自己的名声 有利。当然，这种想法被拍摄过程中的难受抵消了。拍的时候化妆师要给你化妆，拍完 后电视台要给你剪，弄得你面目全非。拍电视其实挺有意思的，电视给观众的都是加工 过的，不是原来的东西。电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广告，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 个东西。后来电视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大了，找觉得不那么有意思了。反正当时闲着没事， 有一种招摇的念头，到处招摇。我记得当时上电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朋友，推托不了， 心里觉得是帮人忙了，当然也对自己有利了。再一种就是觉得某个栏目收视率高啊。但 是我好像还对自己有要求，那就是综艺节目坚决不去，像《正大综艺》这种，绝对不去， 找过我两次我都没去。那种节目太危险了，简单的问题，答不上来就成了一个傻子坐在 那儿。当时搞电视剧，与电视这一行接触比较多，就有了很多栏目上的联系。 老侠：就是说，还有比你更耐不住的。人们见过先锋戏剧也就是小剧场戏剧的导演 牟森的大秃头出现在《正大综艺》的嘉宾席上。大伙当时有点儿糊涂了，这是哪儿跟哪 儿呀！《正大综艺》居然去找牟森，牟森居然去了？大众文化太有力量了，中国的所谓 艺术家太柔弱了。 王朔：其实，选择什么栏目上电视，不过是半斤八两，没有根本区别，都挺寒碜的。 老侠：一些作家上电视，给人有两种感觉：一是不理解，王朔王蒙还要借助《今晚 我们相识》来给自己做广告吗？让人觉得太下贱，做人都没底线了，更不要说当作家了。 二是觉得这些人的智商怎么低到这种程度，怎么能让这种烂节目去提高知名度。你想拍 我，又要在拍摄中摆弄我。不管怎样，你是个作家，不是戏子、歌星，进电视里当个人 家的道具，让人家当个玩具耍，给你摆在那儿哼哼两句，逗大家乐。稍有智商的人，要 出名，即便不讲做人的底线，也得讲点儿策略！这么出镜除了下作不讲人格之外，只有 不讲策略的作家才会去《今晚我们相识》或《正大综艺》、《综艺大观》这种栏目。 王朔：确实是。我也发现不加选择地出镜，失比得要大。 不光你这么想，可能好多人都会这么想，王朔这小子没事怎么跑这儿来了？这类栏 目的话题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电视这种大众工具，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拉平了， 把方方面面的人都拉来了。其实，比如像婚恋节目，没有必要找作家，它可以找其他专 家，如婚恋专家。心理专家等等，甚至可以找恋爱着的当事人都行。这里头可以讲些婚 恋问题。其实电视节目也像小孩一样，有个泛文化的问题，太滥了怎么办？好像不仅仅 如此，得显得更注重精神似的，其实无非是大家神侃一通。 老侠：经常看到些知名人物出镜，其实他的名声本来不用靠这个东西来提高或扩大。 最后只能往恶里想，这些人利欲熏心又浅薄。像你这样的都是北京人里头的人精了，也 是作家中的聪明人，居然还满脑子是水地做这种节目。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赛林格， 他就用另一种方法保持自己的名声。一本书成名之后，他就躲起来，那么多年没在媒体 上曝光。大家都在猜，这人干吗去了？后来他唯—一次接受的采访，是一个十六岁的女 高中生做的。他这样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做作，但他的这种做作，作为保持名声的策略起 码比到《今晚我们相识》去当嘉宾的感觉要好一点。后者给人的感觉不仅是你这个人的 个性被抹平了，而且智力也被抹平了。在文化圈中混，远离媒体，确有种守身如玉的大 收获。看着别人在电视中出洋相，倒是另一种难得的教训。大众传媒不是个东西，把挺 优秀的人弄成了猪脑子或小丑。 王朔：不光是电视，一些流行杂志也大量登这类东西，炒得人人都有个臭名，闻起 来恶臭扑鼻。 老侠：姜文在这方面的自我把握还比较好。照实说，他是干演员干导演的，出镜率 应该更高，但很少见他在其他演员导演们常出镜的节目中露面。那次《北京人在纽约》 获了奖，电视台做了一台节目，姜文理应去。那天我们在一块，说今天不去领那个奖， 结果就真没去。拍个煽情的臭电视剧，本身就是跌分儿的事，再去领什么奖就更让明眼 人瞧不起。但这种涮大众文化炒作的行为，要在大众中付出代价，那件事后，姜文也受 到许多指责。 王朔：姜文他作为一个演员，确实有身不由己的问题。人家身不由己都尽量少凑热 闹，相比之下，我这样的作家反而去下做栏目凑热门，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姜文他有 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他做演员的不能天天上电视，虽然名演员有很多机会上电视，但大 家如果天天在电视上见到你，太熟了，你再演什么，大家就不信了，知道这是你，不是 电影中的那个角色。他可能是有意回避上电视，特别是一些与电影无关的节目。像我呢， 我明白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可还是去，其实不是想避也避不开，不得不去，还是自己俗 气的一面不能克服。媒体越发达，大家对传媒的依赖就越大。现在你很容易把一个消息 散出去。可是传媒过分发达，你又要不断强化这个声音，就感觉到对大众传媒依赖大了。 发《看上去很美》的时候，我曾经想就是不见传媒，你要采访，书面把问题提过来，我 书面回答，这样自己有些把握。因为我正写新东西，不能者见记者，要不然脑子就乱了， 没法写下去了。后来我发现绷不住，已经沸沸扬扬了。书也卖得很好了。传媒找不到你， 就更变本加厉地炒这件事。这种时候你就要见传媒，以正视听，大众传媒的时代就是这 样。一件事大伙儿不知道便不知道了，一旦知道了就要变本加厉。你答应了这个就要答 应那个，都是朋友，你还是要做的。其实，就同一件事做几个采访，彼此之间有什么区 别？没有。对于一个小说你只有一个想法，无非是跟这个朋友说漏了几句，和那个朋友 多说了几句。实际上是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说。其实我当时是有这个信心的，我一句 话不说，这书也能卖，传媒也还是要炒，但最终我绷不住，还是做了。 老侠：你老提到朋友，好像接受采访是出于朋友的面子，这种人情债也需要用如此 代价去还吗？中国的许多事说不透就是因为人情，碍于人情面子，不喜欢的东西要装出 喜欢，不想做的事要硬着头皮去做。人情到底是个什么，能让人如此屈尊就驾，愣用个 人的时间和尊严去迁就人情。文化圈中的相互捧臭脚大多出于所谓人情。但一涉及到实 质性利益，中国人是最人讲人情的。我倒觉得，你说的人情是一种借口和托辞。一个人 哪会有那么多朋友？ 王朔：混了个脸熟就算是朋友了。其实传媒的记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所谓友情，不 能说绝对没有朋友的关系，但大多数是相互利用。可能你说得对，还是自己先绷不住了， 才会接受一些不三不四的传媒。 老侠：那你觉得你这种公众角色，到处炒作，沸沸扬扬，人管你有没有看到听到， 和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人，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判别？实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公众中的 形象与你本身是合二而一。还是完全不同，抑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王朔：实质性的东西也不敢说。我觉得写小说和写电影、电视剧的时候不一样，现 在写小说和过去写小说也不一样。现在写小说是自得其乐，给自己看。当然不能说作家 可以不要读含了，说不要读者那是瞎说，是自欺欺人。不要读者你还当作家干什么？随 便找点儿其他活儿干，都可以与读者无关。但我现在写小说觉得不是为读者而写，我可 以在写小说时露怯，我人用保持一种姿态，痞子的姿态也好，张扬的姿态也好，知识人 的姿态也好，都不用。写小说时可以真实一点儿，多愁善感一点儿，痴情一点儿，就是 可以猛着点儿发傻发呆。写小说时人可以变得不那么做作，因为你只需要面对自己，自 己对自己负责。我觉得写小说不是穿尼龙袜，专为给什么看的。我写小说是写自己，所 以我觉得不能超过自己去添加点儿什么。意义这东西像刀子的光芒，刀子在它就有，不 能说刀子不在硬造出光芒，不能为意义而意义。或者说我不追求这个。我就先坐下来把 这把刀做好就完了，自己满意就完了，对自己诚实点儿。 老侠：能对自己诚实自然就能对读者诚实，怕就怕自欺欺人那种，以为对自己诚实， 其实是按照公众口味。中国的事都弄反了。长期以来我们被要求献身公众才有自己，对 社会负责才是对自己负责，弄得每个人之间都很相像，找不出个人的特点。硬性强制能 抹平个胜，大众文化的软性浸透也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文化做得 还让人有享受之感，不那么生硬，那么令人反感。但骨子里是一致的，都是造就双面人。 王朔与王蒙的小说能有个性上的区别，但在《今晚我们相识》中，你们俩就是同一个东 西，大众传媒的工具，渴望扩大影响的名人，智商低下的演员…… 王朔：大体如此。写小说是写自己。但对媒体就不是，有一定的表演性，本能的是 趋利避害，尽量伪装自己，我觉得哪种姿态对我好处大，我就采取哪种姿态。比如，作 为一个作家在媒体中出现时，不管是针砭时弊也好，自我推销也好，我一定选择一种激 进的、叛逆的、爱谁谁的。因为这个姿态不是我近些年才有的，而是我从早年就开始的， 以这个姿态出的道，所以我就要保持它。 老侠：其实电视中的你给人的感觉挺乖的，起码是和善的，不与人为敌的，传媒具 有潜在的软化功能，一上去，你的激进就不那么激进了，你的叛逆也显得乖巧了，你的 爱谁谁也要变得八面玲珑了…… 王朔：其实，爱谁谁的姿态在一九九二年前的中国非常好，我自认为自己就是如此， 好多人也会觉得你有个性，听了痛快。找也不认为这样的我是多么不真实，这也是真实 的我，有一点儿张扬，但也不是太出格。后来我做影视的时候，就不敢太说什么，碰到 圈内的人是一定要互相抬的，因为这关系到直接的效果。即时的利益。一个演员被媒体 痛骂以后导演就不敢再找他拍戏了。因为你找了他，你导的片子人们就不愿看，你这片 子的票房就要受影响。所以演员嘛，就得对人客气点儿，不能爱谁谁。我尽管不是演员， 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你只要一踏进影视圈，就会身不由己，就要往关系上靠，要 跟媒体搞关系，甚至要跟领导当官的搞关系。要搞这种关系，说话就要收着点儿。 老侠：多累呀！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耗在关系上了。可能进去了，就不觉着累， 说不定还能为自己的某个小聪明的得逞而暗自欣喜呢？ 王朔：暗喜也就是开始的新鲜劲儿，一过了劲儿就兴味索然，只觉得累、觉得烦。 比如说，《编辑部的故事》出来了，我当时就说，剧本问题大了，有的集不错，有的集 就是瞎说。 结果我们剧组的领导一听先急了，说你如此不珍视自己的劳动，大家也不愿意你自 砸饭碗。要是写小说，我可以说自己写得不好，这是有自知之明。但影视剧本你这样说 就可能立马影响你的播出，影响收视率。领导直接就找我，说你必须把这些话给收回来， 挽回影响。无论如何要说回来，马上就给你安排记者什么的。结果我也得去往回找补， 我对记者就只能说那是指一种创作方法了，侃大山，不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是一种创作 方式，一种工作方法，就得这么现眼地往回找补。 老侠：非个体的集体合作都会有做不了你自己的问题，要做你自己就必须远离这类 群体性行为，否则就是自找罪受，弄得人人不愉快。 王朔：越是集体合作，你就越要照顾大家的利益，你就越不能张扬，显得你有个性。 大家在一起做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你要找中间的那个点，就是要妥协，要中庸 点儿，还是咱孔老师了解中国的这点儿事，两千年前就给咱指明路了。 那时我和媒体的关系是最不真实的，看到什么问题我不能说，说了就引起众怒，就 有损于这个集体。只能说好话，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有亲和力，甚至要直接向观众献媚， 让观众不要对我有成见，先看完我的东西，再下结论。还要说我这东西有多好，是一种 商品推销。现在我不搞影视了，就没必要再那么多顾忌了，我又回到以前写小说时的状 态，甚至经过这么折腾一下，我更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可以做得更单纯一点儿。 老侠：不管怎么说，你仍是公众人物，光写小说也改变不厂你在公众中的形象。 王朔：但我和九十年代初的那种随意放话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说起来好笑，我好 像和一九九五年批判我媚俗的人非常像，和现在某些学院里的知识分子非常像，我也看 不惯现在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低级、没趣味，喜欢港台风怎么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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