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 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 不怕累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 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 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 灵魂——记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 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 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 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 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 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 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 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 大跃进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 这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最大的无耻。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 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 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 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 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 的自然哲学体系。而且黑格尔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识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这一假象上 升到辩证法。本体论的高度。这种理性的无耻也是黑格尔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原因。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 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 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 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 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 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 么的。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 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 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 革“时的写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 有任何坚守。 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 决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 位者。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 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 之相媲美的。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 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 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 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 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狼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 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 好。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 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第九篇 知识的诚实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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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 “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 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 刘绍棠。 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 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 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 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 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壬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者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壬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 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 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 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 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 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 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 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 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 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 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岭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 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 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 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 派诗歌，如艾略特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 《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 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 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 《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 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 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 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 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 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 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 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 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 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 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 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 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 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 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 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 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 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 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 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 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 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 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 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 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 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 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 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 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 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 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 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 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 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 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 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 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 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 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 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 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 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