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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导演能坚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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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我记得你曾执导过两部片子，一部是《我是你爸爸》，还有一个是《过着狼 狈不堪的生活》，两个片子都没有通过。看来，你与别人合着弄个电影剧什么的还能播 出，等你自己真想弄个什么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来，我可以写小说，谁管得着？我在里面时最后弄得自己也 没劲儿了，太累，无聊，受委屈是活该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后出来是必然的。 一是自己内心中已经觉得没劲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冯小刚当时就比较可怜， 他没有退出来，他就得吃这碗饭。做导演的就是可怜，你要想适应这个社会，有饭吃， 弄点儿钱花，那你就要投其所好，搞个贺岁片，票房成功，市场成功，也给咱这来之不 易的安定团结添几分喜庆。好，别有洞天了！那就继续下去吧！ 老侠：换句话说，在这儿当导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须变着法儿迎合什么。 王朔：必须这样。在那过程中也许会有不舒服不满足，觉得是不是可以拍点别的， 但很难做到。这些还在其次。在与一些导演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 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说他们作为导演生存下来的欲望特别强。而且，他们生存下来 的成本大，不像我，没什么成本，一个人写就成了。他们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 严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过，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着钱，多少袅雄一晃而过，去 年还红得发紫，转过年来，一炮没打响，就下来了，作为导演的失败。拍一部片子难死 了。 这种情况，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些制约的严酷。你说的那种勇气，到了节骨 眼上，临到了豁一下子，可能脑袋瓜子一热，都能挺。我不拍了成不成！但一时的意气 过后，自己就开始煎熬自己了。一起混，人家都在拍片子，你却拍不了。 你要坚持你自己你就拍不成。那你只能往后退，妥协！对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导演， 我从最同情的角度讲，是被生活逼的。当然，你可以说，咱不干成不成？有的人就说： 我就不干这个就退了。但我觉得，这种人挺少的，基本没有，我能退出，是因为我原本 就是写小说的，有退路，要是我也没有小说，我也很难说就那么退出来了。大部分都是 没辙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退出来也很难对他们取得一种人格优势，我不能跟人家 说：你瞧我，干不下去，我回去写小说，他们往下干，活受累吧。因为人家可能真没退 路。 老侠：非要钻进那个明明是迎合什么的圈子嘛！说白了，不是生存问题，而是电影 这一行所带来的名声与金钱的问题，实际上是利益。想一个人活得没有心理压力，有口 饭吃并不那么难。但要活得有个虚名和大把的金钱，在这儿除了投机取巧就没有其他路 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说电影能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个东西。你要个 性化也只能是一种普遍要求中的畸形东西。整个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虚幻的， 自吹自擂的，就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就没有好电影，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局部的 有闪光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说陈凯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觉得还可以。虽然他的想法 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他还要自我坚持，想从中弄出点儿个性来。 这样，他只有在这么个情况下才能坚持个性。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 求不谋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正好与主旋律吻合。 当年我们的祖辈们就有一种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扬这种东西和咱们弘扬爱国主义莫 名其妙地合在一起。这样的吻合可以搞出点儿自己的个性化东西。人说张艺谋投机啊。 谁不投机，无非是投得好看、难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投机。 老侠：你说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是国内外的知名导演，都得过国际大奖， 当过国际著名电影节的评委，人家还请张艺谋拍歌剧《图兰朵》，钱也是大把大把的。 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当了名导了，他们就用不着…… 王朔：怎么用不着，我说这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会因为你说什么就停下来，至少是 想想。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们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机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早 年就坚持了什么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他早年投的什么机呢？我以为就是流行观念的机 呀。那会儿时髦什么他就拍什么。其实和谢晋的做法大同小异，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 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 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我还不拍了呢。 老侠：壮壮最后拍了个《蓝风筝》，没通过，以后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对，你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坚持了自己。其他人，别说坚持自己的立场、 坚持自己的趣味。坚持自己美学上的什么观点，就连最低劣最煽情的MTV也能干了。陈 凯歌监制和当艺术指导，拍了一个《国旗》的MTV，农村的小孩光着脚手捧国旗，从上 海的胡同里跑出来，然后是大家捧着，全国人民都捧着，香港那些人马也来了挥动着， 然后是武警们去升旗，刺刀林立。表情庄重、步伐整齐、地动山摇，这些所有的画面叠 在一起，大家又都庄严注视着这升旗的场面，就让人感到泪往心里流。你说他不会煽情 吗？我说他太会煽情了，在同类MTV中，我见过的最煽情的。 老侠：回头想想，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就诗情画意的。《黄土地》、《红高 粱》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 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们对人采取俯 视的视角，居高临下。相比之下看看台湾的候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拍得极为真实流 畅，是中国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人家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种切近的具体的平等 的，真正把人放在镜头前拍。而陈凯歌。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的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 情怀，我称之为“黄土地的浪漫情怀”、“红高粱地的浪漫情怀”，他们那个时候就在 用浓烈的抒情手法撤弥天大谎。外国人来中国，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张艺谋就 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精神长城。长城是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们 为了睡个好觉，做完春梦，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进行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吗？毫无 智慧可言、倒是透出恐惧、愚蠢和残忍，不惜人力，不在乎生命，修死多少人他不管， 只是往高往长了修。又有什么用？满族的那么点儿人不照样踏破山海关长驱直入，征服 了偌大的汉民族吗？再说，这个长城与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陈凯歌 在看了50年国庆大典后接受中央台采访，说一通爱国主义的言辞，与他拍MTV是完全一 致的，也与张艺谋一边拍片子一边建所希望小学是一致的，他们本身就是大牌坊了。 王朔：我觉得陈凯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坚持自己的趣味，当然是在那种吻合条件 下，那张艺谋呢？我倒觉得，他好像一直有一些，你可以说是天生的也好，他是一直能 赶上潮走的人，这一大浪来了，这种弄潮儿天生具有的能力，手把红旗旗不湿那种。所 以，每次潮来，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现在是玩真善美的时候，当然玩真善 美可能玩得不好看，也可以玩得很好看，他就是这个。所以，有人说他追求真善美，他 自己也这么讲，他本质上是追求真善美的，他拍的片子，反映着他的本质，就是个形为 意用。那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没什么东西，真善美谁不会追求哇，拎出一个都会说我也 追求真善美。所以，他花活玩不下去了，正好，他的本质与你的政策要求合到一起了， 他的本质一亮，就是这么一个片子，《一个也不能少》，而且是一个告诉人只要努力就 能成功的。 老侠：张艺谋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之所以风头压过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 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实际上一点也不先锋，抛开他片子中建造虚假精神长城的大观念不 说，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胜 的“性”。《红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乱伦‘，《大红灯笼》是”妻妾成群 “，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张扬性的作用。用浓墨重彩的电 影技巧包装那点可怜的硬造出来的”性高潮“。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说的主题。到 了”咱爹咱妈“又变成爱情的流行曲。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入绝境，《边走边唱》 彻底失败，在国际电影节上弄了个”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的电影。于是他也不得不转 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流，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流电影的路子，而他是异端电 影，永远不会迎合主流。但他坚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别姬》，他的硬件更打人， 同性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 名演员，阵容强大。我听人说了这片子棒，还获了”戛纳奖“，就去看了，但没看 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虚假，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做爱的镜头就更虚假。 他的这个劲，走到《刺秦》的弘扬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不会像壮壮那样，在坚持中 宁愿寂寞，他一定要一条路走不通，就去转身迎合市场迎合主流，为自己重新立腕儿。 王朔：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张艺谋最近的片子，我特别受不了的 是什么？是《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向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 你只要努力，就能收获，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有志者事定成！他似乎以为别人都 在变换立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坚持！那我就要问，坚持的 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赶着潮头在那儿干！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拣你喜欢的干， 反正我就要在这儿。我就要挖，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我倒觉得，如果是我，如果我真的是坚持，那我就这么挖，你不让我挖，我就不挖 了。我的坚持是就在这块地用这把锹用这种挖法挖。这才是坚持。而他呢，就是要挖， 不让我挖，我可以偷着下地。不让用铁锹，我用镐；不让用锅，我用手创。 换来换去，总有一样叫你满意的，叫你允许我挖下去。 老侠：实际上张艺谋他教给人的坚持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实际与主流的逻辑是贯通的。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张艺谋是为了坚持（拍 电影）可以不择手段。扩而广之就是，为了活出一种体面，要不择手段地坚持下去。挖 达不到目的，我就创。浪漫的诗意的浓墨重彩的镜头不行，我就换一种朴实的平淡的纪 录片似的镜头。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全是一个样，弄得土呵呵 的，群众演员，用最朴实最写实的电影手法撤一个弥天大谎。秋菊也坚持，坚持到最后 是公安局领导出面、市领导出面帮她解决问题，替她鸣不平。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农民在现代土皇帝治下的无奈一点儿也没有了。他也在告诉别 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他只管活着，不管怎么活，而这种不问怎么活 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国人观念中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位北大的法 学教授，拿着《秋菊打官司》论证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反对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接 轨。把严肃的论证建立在一部撒谎的电影上，我就只能说这位教授的论证也是谎言，是 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王朔：他后面那两个更是撒弥天大谎，秋菊到最后还有个法盲的说法，《一个都不 能少》那个就只有感激的份儿，社会一关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 是靠什么希望工程、几个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决的。 老侠：最根本的问题他不触及，却在希望工程上做文章。 就用土块子修造真善美的长城，貌似是民间关怀，实质是平庸。你救得了三五个苦 孩子，能救出全中国的失学儿童吗？能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有什么帮助吗？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张艺谋的事业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种土块子式的 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个都不能少》还是个电影，而《我的父亲母亲》已经不是电 影了，更是弥天大谎了，一首MTV变成了爱情绝唱，硬把MTV的长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长度。 什么好几十年的等待，好几十年的乡下过日子，多么多么艰难… …这两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块儿。张艺谋拍电影，有一种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