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
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
“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
“不知道啊。”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笑了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
“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
“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啊。”
“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
“你冤枉我。”
“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薅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
“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啊？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
“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
“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
“干吗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
“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
“有当将军的么？”
“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
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肖超英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拨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指导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
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
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拎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
“你还喝酒呐？”
“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
“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啊，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起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
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蒙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
“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
“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啊，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啊？‘二锅头’，干吗喝这么次的酒？”
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
“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白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
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
她头也不抬，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
“回来吧，回来吧。”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
“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
“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憋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
“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太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
“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
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你身体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聊了一天，还没聊够？”
我大怒：“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算了，我们走吧。”肖超英站起来。
“都别走，要走你走。”我指了一下杜梅。
“求你们了，请你们走好不好？我真的头疼了，难受了一天，想睡……”
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杜梅被我一巴掌扇懵了，捂着脸吃惊地望着我：“你打我？”
“打的就是你！再来劲我还扇你。他妈的把你惯得不成样子，就欠揍！”我气得浑身乱颤，对肖、潘二人道歉：“对不起呵，我这老婆没教养。”
肖超英严正地批评我：“你怎么能打老婆？你也太过分了。”
潘佑军酒也醒了，连声说：“你这太不对了，你这让我们以后都没法上门了。”
这时杜梅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过来：“我跟你拼了。”
我一个嘴巴又把她扇回床边。
肖超英一把扭住我，厉声吼道：“你还不住手！”
“你打我？”我看着肖超英，眼圈一下红了。
“不许你打人，懂么？不许打！”肖超英也十分激动。
相持片刻，他松开我手腕，拿起外衣，对杜梅说：“对不起呵，都怪我们。潘佑军，咱们走。”
一脚迈出门，他忽然哭了，转过身哭着对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动手就打人呢？有话不会好好说么？”然后哭着走了。
杜梅痛哭了一夜，我一句话没说，也一直没睡。
那之后，我们照旧上班，做饭吃饭，睡觉，但彼此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看对方，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转个身抬个手都能触到对方身体，但就像两个幽灵或者两个影子彼此视而不见。电影里的相声和幽默小品不能使我们解颐一笑，甚至绝对催人泪下的悲剧我们从头看到尾也始终无动于衷，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的脸永远是毫无表情。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冷战状态。我反复叮嘱自己：忍，要忍，再忍5分钟。可实在忍不住。
我的上司一下午都在我身后踱步，钉了铁掌的皮鞋在水泥地上像驴蹄子似地“咯嗒咯嗒”有节奏地响。他还在我身后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想起什么点子就用粉笔“吱扭扭”写上几笔，一会儿又觉得不成熟，用板擦擦了，再写，又擦，搞得我办公桌上落了一层粉笔末儿。
他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成年累月。我一直忍着，我想我终究会习惯的，可我总也习惯不了，总感到一股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就像一堆灰烬中的火苗被风不断地吹，终于死灰复燃。这个该死的小店员出身的一辈子风平浪静只会看风使舵冒充领导干部就像肥肉馅冒充雪花膏的家伙，居然他妈的在头发上喷定型发胶！
我蹭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冲他嚷：“你少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好不好！”
我这一突然动作使他一惊，眨巴着眼看着我：“我在这儿走碍着你什么了？”
全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同事，也都闻声一齐抬头，鸦雀无声地看着我们。
“烦！甭管碍着没碍着我，不许你在这儿走，想散步到街上散去。”
“哎，奇怪了。”他强作镇定地笑，退了一步看着地面说，“这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的地方，我走走怎么啦？”
“就不许你走，没什么道理。”
“哎，哎，奇怪了。”他干笑着看大家，“莫名其妙嘛！”
“少废话，不让你走你就别走，该到哪儿呆着哪儿呆着去，办公室里又不是没你椅子。”
“你这就没道理了嘛……”
“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你再走一步试试。”
“你今天怎么啦？怎么火气这么大？”看到办公室里没人出头表示义愤，呼应他，他换了一副关心、大人不为小人怪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就是看见你烦！告你烦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躲我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