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这么回事。”
“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再睡两个小时。”
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
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
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
“你干吗？”
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
“你干吗？”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
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你要干吗？”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不干吗，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
“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问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
“你爱不爱我？”
“我恨你！”
“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吧。”
“不爱不爱——不爱！”
“你爱过我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说你爱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
“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
“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
“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来人：“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
“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
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
“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
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栽在松软的床上。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睥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痂，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
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每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
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
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清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我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
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 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
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部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
我拎着箱子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
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远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剽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留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她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吗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
“……好吧。”
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我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
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
杜梅点点头。
“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
“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
“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像，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
“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你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吗？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
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一九六五年到现——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
“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
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
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那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枯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黯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
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