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儿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
“反正我也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路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气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
“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遛达，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那是本政治辅导材料。
“看这种书干吗？”
“没事，看着玩。”
“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
“你瞧我不是挺好？”她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
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
“不喝。”我说。
“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憋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
“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
“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
“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你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
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分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
“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
“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你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
“也怨我自己，那么仓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
“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梅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来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己。”
我没说话。
“哎，”她忽然高声，胳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
“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
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
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衣，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
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园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辖一些由从良妓女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
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
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
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
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
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皆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我。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
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
“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
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
“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
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吗？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手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
“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
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搏说：“问题不大，脉搏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这儿有药么？”
“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会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
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
“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
“你都不记得了？”
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起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
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 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种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种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支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