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民事审判只看同果，不考虑主观意图是故意。”
“这是你说的？”“不不，”女同志有点不好意思，“我听我们这儿一个念过法律对同事说的。”“难道非得打官司么？”牛大姐恳求道，“我们之间就不能调解解决？就是到了法院，我想法院，我想法院也会先进行调解。”“可以调解。”何必昂着脸插话，“但首先你得承认侵权，与其次再开陪礼道歉，然后就是赔偿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
牛大姐：“如果我们真算侵权，我们当然可以道歉。”
女同志“老实说，你们确实侵权了，到哪个法庭你也不会胜诉，这官司我们是赢定了！”
“我想问问，”李东宝道，如果我们承认侵权，你们算要多少赔偿？“何必亮出一巴掌：”五——万“
“你疯了吧？张嘴就来。”于德利冲他嚷，“你凭什么要五万？”何必冷笑：“那就请便。”
牛大姐急了：“这不是敲竹杠！”
戈玲站起来：“牛大姐，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走。我相信，他这种无理要求任何人民法庭都不能予以主张！”
“你就等着瞧吧——小妞！”何必冲戈玲伸出一个手指头威胁道。
九
一千人出了《大众生活》的编辑部，个个心情沉重，谁也懒得再说什么了。晚上，几个年轻人聚在李东宝家边喝酒边看电视。
李大妈端着一盘炒鸡蛋送上桌，殷勤对于、戈：“你们俩放开量喝，走不了就住这儿。”
于德利说：“没少喝，这一瓶多半是我喝的。”
戈玲脸早红了，痴痴地笑着：“大妈，我都不行了，头都有点晕了。”“没事，你有量。”李大妈笑道，“再喝，喝完大妈陪你们搓几圈。”戈玲拿起酒瓶：“大妈，我给您倒一杯。”
“等我先把电视关了，你们也不看，怪吵的。”
“别别，大妈，千万别关。”于德利说，“我们这儿就是看电视呢，今儿‘新闻联播’有我们。”
“有你们？”大妈问于德利，“你们是开会还是义务栽树了？”“您看着瞧吧，到时候准吓您一跳。”李东宝说。
大家边喝边瞅电视。“也该到了，”李东宝说，“都报画展了。”
电视画画换成了外国的大街和金发碧眼的白。
“没有哇！”于德利叫，“这都国际新闻了。”
李东宝松了口气：“我就猜着没有。中央电视台。那是什么地方？党政府的喉舌，不是何必他们家私人的！噢，想报什么就报什么？屁大的事——谁关心呀！”
戈玲也来了兴致：“就是，何况这事也不怪咱他，姓何的纯粹是虚张声势。”李东宝斟满各人的酒杯，率先端起：“干，干了这杯！我也想开了，咱这事到哪儿都讲得出理，打官司也不，法院他得考虑咱这具体情况。”“你放心。”于德利喝了杯中酒，絮絮叨叨说：“咱这社会主义比资本不同在哪儿了，是人情味儿浓。法院怎么啦？法院里也是人。判刑还有民愤这一条呢？”
“回头我就去找律师，把咱这理儿说得透透的，凭什么不原谅咱们？罪犯还给出路呢。”
戈玲摇摇晃一把抓住东宝的手：“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出庭。咱们一个慷慨激昂，一个委屈万分……必要时我就泪如雨下。”“我也眼圈发红，神态坚强，声音发颤。”李东宝沉溺在想像之中。李大妈首先被儿子打动了：“大妈也不知道你们到底犯了什么事，有多大罪过，但就你刚才，这一席话，大妈不是法官听着心里都发酸。我就算够不能容人的了，那法官的肚量还能不如我？”“宰相肚里能撑船，法官肚里怎么也够骑几圈自行车的！”于德利断言。
十
就不《大众生活》紧锣密鼓来准备起诉，《人间指南》这边也周密布置，提前发动作者去法院找关系的当口，主编老陈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来了。
老陈上班那天的编辑部的，一帮人都很紧张，不知该如何对老陈汇报这桩倒霉事。瞒也瞒不过，李东宝打了，他出挺法院都不准许，非得法人代表老陈去应诉。可怜老陈五十多岁的人刚遭了丧母之痛，又稀哩糊涂地了被告。
老陈进门时，大家都用同情，揪心的目光注视他。
据说老陈是孝子，可脸上并无丝毫忧戚之色，还给大家带了些家乡特产“孝感麻糖”在编在编辑部里分发。
互道了平安后，大家各自散开工作。牛大姐在大家目光的鼓励和督促下，一横心站起来，走进主编室。
牛大姐给陈主编汇报事情始末时，陈主编一直在上上下下找他的一支圆珠笔。牛大姐几次停下来，他又说：“往下说。”
牛大姐讲完了事情的全部过后陈社编表情毫无变化，看不出情绪有任何波动，只是说：“知道了，你回去吧。”
牛姐在为自己没说清楚，老陈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再次强调，“人方面要告我们的。”
老陈仍无反应，终于我到了那支圆珠笔，窃自安慰，看眼牛大眼：“谁要告我们？”
“何必，他们编辑部的社任。”“他说了不算吧？”老陈慢悠悠地说。
怎么不算？他是负责，话说得很难听对我们凶得很。“
“让他凶去。”老陈不以为意。
牛大姐为老陈的态度因迷惑：“您认识他？”
“见过。”老陈回答，“不熟。”
“那您可千万留神，这个人很不好说话。”
“我跟他说什么？”老陈道。“他有没有上级呵？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为下午我给胡老打个电话讲一下就是了。他对你们凶对胡老也凶么？”陈主编挥挥手让牛大姐去了。平时若是陈主编如此，牛大姐出来还要发发骚，背地里和陈主编出比资历。此次出来，禁不住一脸喜色，一身轻松。
大家围上去向她打听陈主编的态度。牛大姐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都回去工作，这件事就不要再议论了，领导会妥善解决的。”再问，翻来去还是这些话，搞得大家既不满又好奇。
还是两个小时之后，牛大姐忍不住主动跟大家说了，还加入了许多添油加醋的渲染。
“那个胡老和我们老陈有师生之谊，在‘华北革大’时老陈是老最得意的弟子。文化革命时他一起挨过斗，老陈对胡老一点没揭发，至今亲密无间。我们出版社的二编钉的那个小胡你们知道吧？就是胡老的儿媳，老陈一手把她调进来的。《大众生活》胡老讲话那是一言九鼎，何必算什么东西！还不是看胡老眼色行事的小力笨儿。”
也不知胡老陈主编的关系是不是真如牛某人所说，不过这事从此确实没了下文，《大众生活》再未打过电话质询，法院无传票送达。有干开某寿星作家的祝诞大会，编辑部的还和何必等人狭路相逢，何必只是反脸不理人，但只字未提官司的事。
三个月后，《大众生活》的那位姓被女同志打来电话，李东宝接的。女同志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对李东宝说：“经我们研究，考虑到你们的态度，并考虑同行的关系，我们决定不起诉你们了。但希望你们《人民日报》上登一个启事。以示道歉。”
牛大姐道：“不要理她，她们决定不起诉了？起诉得了么？于《人民日报》上道歉？想得美！”
隔几，女同志又打电话来，还是希望《人民日报》道歉。
牛大姐接了电话，不客气地拒绝了她：“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遭了牛大姐抢白，女同志不敢再打电话找出牛大姐，只是三番五次地打电话找李东宝反恳恳求他做做工作，自他们道个歉。后来都在电话里哭了，说她现在十分为难，何必认定日夜斗为经办的而且没办好，每天一见她便奚她，说她没工作能力，逼她催促《人间指南》道歉。
“你们就给我们道个歉吧。”女同志乞求李东宝，“哪怕在你刊物上写个了一百字启事呢。否则我真没法交代，简直都不敢上班了。”李东宝闻之不忍，对大家说：“要不咱们就给他们道个歉。”
戈玲、于德利都说：“道吧道吧，有什么大不了的？给《大众生活》这样的刊物道歉也不丢人。”
牛大姐、刘书友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于是几个年轻人就去磨老陈，老陈先也不同意，后招架不住几个人总磨，便答应了。
老陈对他们说：“这个声明这么写：今年，《人间指南》编辑部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族优秀文化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发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稿子，起到了很好社会效果，在广大读者和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本刊也注意到了，近来社会上有些人打着本刊和《大众间指》的名义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给严重刊都造成了恶劣影响。本刊特此严正声明，今后凡用本刊名义进行采访、联系工作者，必须持有本刊介绍信和记者证。若无以上证件和介绍信，发生的一切纠纷和问题，本刊概不负责！”
这个声明在年底登在《人间指南》，杂志的最后一页补白处。李东宝把声明剪了下来，装入信封号寄给了《大众生活》的那位女同志。
01
由于列车晚点，单立人到达西北一个省会时已是傍晚，五月时节，尽管天气已经渐渐转暖，但在西北一带，暮色仍然降临得很早，温差较大，单立人出站时不免感到一点寒意。
由于出来争，又值旅游旺季开始，加上单立人窝囊，在火车站售票处没路子，他是一路坐着旅行的。列车严重超员，沿途又不断地上来大量挑担背筐长途贩运的农民，席地而坐，倒头便睡，单立人生也没有坐舒坦，他两腿之间始终蹲着一个蓬头垢面，老是不由自主枕着他腿打瞌睡的贩子，单立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后已是疲惫之极。
车站出口处有不少开旋的个体户在包揽生意，条件十分令人垂涎：“单间，有卫生设备，吃饭不花钱！”伴随着这些夸海口的吆喝，国营旅馆介绍处的大喇叭也在一阵阵雄壮的进行曲之间郑重宣告：“非经本处介绍……产生的一切后果，本处概不负责！”单立人自然不完全是受到国营旅馆介绍处大喇叭的暗示，由此想起种种关于个体黑店敲诈勒索做人肉包子的可怖流言，而对那些热情的妇女望而却步，他多年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使他养成一种对一切牟取个人私利的人根深蒂固的不住任，另外他也不能想象，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高级警官在公干期间会为了蹭几顿白饭（这笔饭费自然由狡猾的店主记在旅客的住宿费上——反正这笔钱由国家支付）投宿那种狗窝，即便他是个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拮据、一贯精打细算的人也罢。他毫不踌躇地推开那些围着他在他身上打主意的女人，坚定地走向国营旅馆介绍处。
国营旅馆介绍处职员的冷漠与那个哇哇叫的大喇叭的极力招徕恰成对照，老单提出的关于舒适程度和交通便利的要求一概没得到回答，只是要他付了手续费，便麻利、不容商量地分配给他一个一家旅馆的名额。
单立人提着笨重的皮箱，按街边两个不怀好意地讪笑着的青年指点的方向步行了数百米后，发觉自己受了愚弄，他进入了一个杂乱无章、迷宫般的破旧居民区，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狭窄弯曲的昏暗小路，他试着凭直觉自个闯下去，几乎直接起到居民家的炕沿上，终于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再次向路边的人打听，经过对当地方言及习惯用语、省略用语的费力理解，半猜半碰运气地走回车站广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今夜能不能找到那个偏僻、鲜为人知的旅馆。他正在随是否要去谋求驻在车站的同行的帮助（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一个蹬着运货平板三轮的小伙子来到他面前，单立人接受了那个小伙子近乎勒索的高价，坐上他那辆龌龊、硌人的平板车出发。
那家旅馆是座红砖砌成的五层楼，每条走廊上对等均匀地对列着十个房间。犹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而每个房间里紧紧排着双层木床又使人联想到兵营。单立人被一个肥胖的女服务员领进了一间十六人的房间。屋里灯光黯淡，喧闹嘈杂，人们光着膀子端着脸盆进进出地洗漱；刚刚认识的出差人员互相敬烟神聊；一伙年轻人坐在上铺打扑克，大呼二喊，时而一片哄笑；单立人的铺上熟睡着一个半大、口唇溃烂的孩子，孩子的父亲，一个阴郁健壮的汉子看到单立人到来没有丝毫表示。单立人叹口气，挨着床边坐下，立刻感到了被褥的潮湿和气味刺鼻。被下车伊始即遭到的一连串挫折弄得深为沮丧的单立人渐渐产生了调换房间的念头。
单立人再次来到服务台时，已尽其所能穿得体面了，虽然以他那身便装的质地来说这体面很有限，但他脸上的神态却是地道、华真价头、一般骗子很艰模仿地维妙维肖的“官派儿”，一望可知是个掌握他人命运的人，那是一种矜持与尊严的混合。没等女服务员回过神儿，他就掏出自己烫金的证件拍在桌上：“我是公安局的，身上携有文件，我要个单人房间，要最好的。”女服务员看过证件，并未象某些人那样令人厌恶地殷勤起来，这倒不全是因为单立人的职务还未高到令人目眩的程度。你要了解她们这种见过世面的人，要知道今天的服务已不是人民没有取得胜利前那号低贱、任人驱使的仆役，她们是刚强自豪的充满主人翁精神的一代——她只是一声不吭，低头给单立人开了间顶层的单人房间的票。
单立人怀着感激欣隐的心情来到顶层，尽管这儿也是那种厕所公用、一模一样、象刚出屉的馒头一样叫不无法分辨的房间，但由于每间房住的人少，整层楼显得安静、清洁。房里多了一张写字台、一对沙发，被面是缎子的，当然也是潮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在这样仅仅高了十米便让人感到天壤之别的几乎可以称得上“豪华”的环境中，单立人立刻感到自己脏了，他打开皮箱，取出盥洗用品，在两个脸盆中挑了个比较干净的，换上拖鞋去水房洗漱。龙头流出的水很凉，他打消了冲澡的念头，把脸和脖子仔细、彻底地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