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就是这几个钥匙都交给谁，研究生这才明白过来。我们俩只有一个录音笔，白天我们忙着会务，晚上没有精力再整理出七个小时的录音，再说整理出来的不是电子版也没用，因为最终还得弄到电脑上。
那个研究生就给总编老头打电话，问能不能送一个笔记本电脑来。说到笔记本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个研究生来之前，一个劲儿地问事儿妈这儿有没有笔记本（电脑），事儿妈郑重回答，当然有笔记本（公司印刷的小册子）。
这个电话不打还好，打完麻烦了。总编老头的答复是我认为至今也只有那几个拧灯泡的意大利人的笑话可以媲美的。老头是这样说的：“笔记本没有。你们白天录音，晚上公司派车把你们接回来，把录音导到公司电脑上，整理出来，第二天再派人把你们送回去。你们俩人轮流回来。”我听了觉得匪夷所思，这简直就是意大利人拧灯泡：上面的人不动，下面的人抬着上面的人一起旋转。
要是觉得这个会重要，那就拿出一个笔记本；要是不重要，我们就整理出一个大概完事。耗油耗人地从延庆跑回来就为了导一下录音笔？
我把电话打回去对老头说：“白天开会，晚上坐车，我们没那个体力。”
老头在电话里牛逼烘烘地说：“你没体力，我可以派别人去。”
我说：“好，你派别人来。”
放下电话我脸都气青了。老子就是丢掉工作，也不能让你当猴耍，拉来拉去晕车呕吐地做这种没价值的贱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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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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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待在延庆的宾馆里，忽然很寂寞，就给纳兰孑孓打了一个电话。我喜欢听他的声音，温缓低哑，好像不太热衷于性事的出世者。不过突如其来的笑声立即出卖了他，他的笑声短促，戛然而止，像打哑枪，一下子就泄露了他尚存的童真。
孑孓有一个和我一样的爱好，就是从美丽异性身上寻找感情慰藉，这样的人从心理学上说都是纯真的人。不过他比我手段高明，他能端得住；我不行，我一见美男就露出馋相、热情过头——这可能源于我们自身性欲的强弱区别。我发现，性欲强的人很容易表现得很热情；相反，性欲弱的人往往表现得很清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面黄肌瘦的性冷淡的姑娘有很多追随者的原因，因为她不稀罕他们的性（她稀罕他们别的东西）。所以，有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性冷淡的姑娘，从中国人眼里看，这些性冷淡、装腔作势的姑娘才是最贞节的好姑娘，也就是说女人性欲强弱的差别最终决定了这个姑娘所能得到的被追求男人数量的多少。这很好理解，（禁止）这个行业不就是因为有这种差别才出现的吗？不过表现在钱上更直接罢了。有时我想我不如就此把卵巢割了彻底没了性欲，从而能得到最多男人的追求。
和我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长得好看——这是他说的，我没看见。
手段高与低都无所谓，这个多情的爱好本身就是一个犯贱的爱好。喜怒哀乐都寄托在别人的回应上，很容易受伤。
孑孓同志这阵子很受伤，因为有几个娇小美丽的年轻女同事没理他。这说明，这几个娇小的女同事的性欲比孑孓同志还低，还能端架子。同时也说明孑孓同志也没什么别的她们稀罕的东西拿得出来，比如房子、钞票、社会地位之类。我劝孑孓同志把这个爱好戒掉算了，他说不行，这个爱好他决定保持一辈子，全靠这个活着才有滋味，看来他下半辈子还会接着受伤。不过他已经针对自己的情况发明了一种叫“全凭气质”的方法，就是“端着闷骚”的别称，据说还挺管用。看来他利用了另一种人性，叫“人之初，性本贱”。
我也只不过是劝劝他而已，我自己有同样的爱好，我怎能不知道这是放弃不了的东西。我喜欢孑孓同志的这点儿纯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并不多。听他大肆说着别的女人的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那些做作的姑娘有什么好？不过是拿性欲差别换世俗利益的假正经罢了奇。ｃom书。放着我这样纯真的姑娘不来赞美追求，倒是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同我研究“泡妞兵法”，让我很是失落。
谈话最后，孑孓同志得知我正在遭受“意大利拧灯泡法”，劝我：“以写东西为重，辞职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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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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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老头还真派人过来了，就是事儿妈。看到事儿妈端着脸，我心里觉得好笑，我不过冲撞了总编老头，你对我生哪门子气啊？！我想以后我要是能开公司，我一定要找到像事儿妈这样的员工，给多少钱都无所谓，人家干的可是“事业”，这是她同我说的。
我就这样提前回去了，也算休了半个周末，不过由于是这种情形回去的，多少有些郁闷。车走到马甸桥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的晚上，望着路两旁漂亮的会展大楼，想起自己来京后的种种不顺，基本就是：路越走越窄，人越长越肥。
定定是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人，对什么事情与我的观点都不一样。他对别的女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每天回家就是玩他的“足球经理”，偶尔也看“自拍网”，对那种用数码相机照出的黑乎乎的器官特写能保持面不改色、不嫌恶心。我一眼也看不下去，太丑陋。在体育项目上也是如此，他对那种胜负感特别强的项目感兴趣，比如足球和棋类；我则对观赏感强的项目情有独钟，如花样滑冰与体育舞蹈。
我问定定喜欢我什么，他的答案有好多种。刚开始的时候说因为觉得我善良；后来又说因为我好玩，像一个大玩具；最近的提法是这样的：能搞定一个大胖老婆，说明他有能力——基本上就是随口胡诌，想哪儿说哪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定定爱我，而我不爱他。我谁也不爱，包括我自己。这是定定说的，我也同意。我也不知自己为什么失去了爱的能力，所以我动不动就想死。
那天定定搂着我的时候对我说，实在不想干了，就把工作辞了吧。
我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定定宠我才同意我辞职写书，可他在心底里瞧不起这件事，认为这件事不值一哂，太不靠谱。我得不到他的鼓励只能得到他的妥协，这让我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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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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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决定在家写我那个长的、精的东西，请了一个月的长假，也不知道回不回得去。
不知哪一天，终于一个人在家，可以写出东西来了。写出的一刹那，心很静，不再浮躁。套用一句很傻的话：“我写故我在。”这种创作的感受是很舒服很快乐的，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在大学当宣传部长画宣传画时的情景。那时，接到一个任务会想很久，然后拿一把大刷子认认真真在大宣传版上聚精会神地涂来抹去，满身的颜料。看着自己的想法从各个色块中浮现出来，再加上来往的人叫一声“好”，心里很静，快乐异常。
天天在网上挂着，有很多人找我，其中有一个叫“三文鱼”的同我关系甚好，我们俩每天打招呼就是操来操去的。这个“三文鱼”在网上也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白天睡觉，网上熬夜的那种。看了一下他的东西，端着写的，属于中文系科班出身人的那一路调子，看了记不住说什么，总之都是他有理。不喜欢，也不甚讨厌，怎么说也算是纯文学吧。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在京”，问：“在京做什么？”答：“卖盒饭的，英雄不便问出路。”
写累的时候，我就去骚扰一下“三文鱼”。
第二天睁眼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多，定定早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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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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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走路时有人向你微笑，千万别以为自己长得好看，那定是自己踩到了牛屎。当时文章写得顺手，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全然忘记了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于是，到处找人谈感受。谈感受这件事，可不是轻易玩的，弄不好，就像那只饿死的驴一样，两头稻草都吃不着，临死还在做着选择。
先是同纳兰孑孓谈得昏天黑地，大都是我在谈所谓的创作感受，电话卡打废了两张，那感觉就一个字：爽！纳兰孑孓在电话那头忽然来了一句：“你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挺好听的。”我听了一愣，孑孓同志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把我教导成林徽因他大概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我听了不舒服，操，只记得我的粗俗，就没记得我有别的好。林徽因我不想做，因为我不是那个类型，我对他说“大胸美作”我倒是想做，进而解释“大胸美作”就是“大胸脯美女作家”的简称——网上的新提法。“大胸美作”这个词大概刺激了他，孑孓同志忽然无限温柔地说：“到了北京，我一定与你华山论剑！”我愣了一下，低声嘟囔：“我……我没有剑。”电话那头又传来孑孓两声哑枪。
放下电话，神情有点儿倦，就是神经高度亢奋后的那种疲倦。有点儿写不下去，自己还没意识到是话说多了。
后来又见过一个女书商。与这个女书商见面，我肠子都差点儿没有悔青。
这个女书商是一个好心网友介绍的。那网友是海外学子，年纪轻轻，一路顺利考学到海外的那种，因此说起话来有几分狂妄，少年得志使之不知天高地厚。
书商我是见过的，但这次既然是好心的网友介绍来的，我决定自己掏腰包请客。女书商叫李清，长得意气风发，人大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是“文学评论”。她话一出口，我发现李清与那海外网友一样，用的全是“人定胜天”的口气。
李清用了大约二十几个不同的名词评价了我的东西，听得我目瞪口呆；接着又给我讲了几种文章结构技巧，举的例子全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外国名著；最后她建议我写东西的时候最好用不同的角度，就是以各个主人公的角度多层次叙述这个故事。
我当时听得是佩服至极，觉得这只有黑泽明拍电影的时候才能想得出来。同时我又觉得自己除非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才能写成那样，我这些小东西实在犯不着耍这么大的把式。
至于出书的事，她含含糊糊，开的价格又很低，好像是在帮我忙的样子。我有点儿不高兴，我最烦这种不清楚的关系，朋友不朋友买卖不买卖的。
至此，终于知道文学评论者是我这种写手的大敌，写东西之前万不可与这种人谈话，同时我也对这种专业产生了莫大的反感，觉得“文学评论”就是“自己写不出来文学而瞎评论”的简称。曾有一个女作者写了关于书评的文章，她说：那些写在别人书前面的书评呀，就像是寄居在原作上的蛆，无论原作者怎样卖力，几句简短的话就把原作者的东西形容殆尽，并自以为是。现在想起来那女作者肯定也有过和我一样的遭遇。
但当时还不知这次谈话对我的杀伤力，只记得两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喊了老半天，谈的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惹得旁边吃饭的人时不时瞅一眼这两个高谈阔论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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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时候已是晚上。我到了小区门口，坐上一辆三轮车，亢奋劲儿还没有过去。我坐在车上大声唱歌，高音处都走调了。车夫在前面也放声高歌，两人各唱各的，谁也不影响谁。
忽然听见有人喊：“大妞！”夜色苍茫中看见定定停在路旁，原来是定定看时间太晚到小区门口接我。幸好我在车上大声唱歌让他听见了，要不两人就这样岔过去了。
定定坐上来后，车夫不好意思唱了，剩下我一人神经亢奋地高声唱歌。
到了家门口，我把钱给了车夫。车夫跟着进了楼道，对着灯光把钱往钱夹里放。我觉得这个车夫真谨慎，谁会少他那几个钱！
突然看见车夫和我们都在“哗啦、哗啦”地往外拿钥匙准备开门，原来他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破产农民！！
为了怕他尴尬，我赶紧同他打招呼。
他对我们笑了笑，问：“你们来北京做什么？”
我是做什么的？我当时都不知怎么告诉他，想了想，告诉他我是打字的。
邻居说：“啊，打字？在电脑上打字？不错呀！”说着露出羡慕的神情。
进了屋我们无限感慨，以前每次坐三轮都觉得那些“祥子”真可怜，风里来雨里去的，为了赚得那一点点儿血汗钱，但从来没想到“祥子”就住在我们的对面。
他们做三轮车夫，在北京总算还有一套房子。而我这个让他羡慕的在电脑上“打字”的人，却是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我坐在沙发上，忽然间发现自己真的很疲惫。是说多了话神经高度亢奋之后的疲惫，像一个放了气的扁平皮囊，倦得不愿再上电脑看一眼自己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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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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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书商谈话的效果很快显露出来，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天，假期马上就快满了。
那几天定定有一个任务就是统计我的字数，这是他最快乐的事。字数够了，我就可以上班了。上班，上班，他非得把我修理成一个正常的闹钟才放心。
我被他烦得要死，一见他闪着大牙过来拿鼠标，就立即把自己的东西捂住。他就像一个催产的接生婆，我却总是生不出孩子。他不在乎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只要生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因为他本身就瞧不起这个孩子。而我却想生一个活泼健康招人喜爱的大胖小子，但好像又没这个能力。
写顺的时候有多少快乐，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有多少郁闷。
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过来，又按着他的想法同我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我听得有气无力。
我生不出一个让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满意的娃，也生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娃。至于是谁不满意在先已经无所谓了，反正自己的东西就像爱因斯坦的小板凳那样不招人喜欢。
我预感到这次可能真的失败了，有点儿像考研成绩出来前的感觉——虽有一些侥幸�